当我们提起《三字经》《弟子规》，那耳熟能详的“人之初，性本善”“泛爱众，而亲仁”便会扑面而来，但我们可曾想到这是前人的“蒙学家训”；
当我们提起《论语》《朱子语类》，那意味深长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天下之难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便会浮现脑海，但我们可曾想到这是智者的“治学家训”；
当我们提起《颜氏家训》《温公家范》，那饱含情怀的“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使之有成人之礼节”便会让人动容，但我们可曾想到这是名臣的“处家家训”；
当我们提起《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那历经沧桑的“不怨不允，但反身争个一壁静；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不经历尖锐的痛苦的人，不会有深厚博大的同情心”便会引人深思，但我们可曾想到这是父爱的“人生家训”。
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育教科书《颜氏家训》书影。来源/国家图书馆
我们不禁会问，“家训”仿佛无所不在，它究竟是什么？其实，“家训”包含着为人处世和齐家守业两个主要方面，是《大学》所言“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的践行。“家训”的载体是形式多样的，朱冬梅将之归纳为“语言形式”“文字形式”“实物形式”“实践载体”“家长身教”与“家风熏陶”，其中“语言形式”与“文字形式”是主流，可细分为“训诫（语录）、家书、家训诗、格言、家法族规、谱牒、乡约、蒙学”等。
大家通常把成书于隋朝的《颜氏家训》（颜之推晚年所著），作为“家训”文本的开端，其实先秦时期《尚书》中有大量涉及训诫的篇章，如《康诰》《酒诰》《召诰》《无逸》等，而孔子也曾把《诗经》作为教育子女的重要对象，如“不学《诗》，无以言”“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等，足见中国古代“家训”实为源远流长，它既可以是至亲长辈的谆谆教诲，也可以是帝王名臣的治世秘宝；它既可以是朴实无华的人生感悟，也可以是万古流芳的文学瑰宝。
两宋掠影，家训走向恢弘
如果给“家训”找一个里程碑，见证它由涓涓细流走向恢弘，那么宋代应该当仁不让。宋代以前，“家训”以只言片语的训诫以及后人追忆的单篇为主，集语录成册数量还比较有限，像《颜氏家训》那样能全面涉及修身、治学、理家、处世的可谓少之又少。而宋代开始，“家训”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上自君王“祖宗之法”，中为名臣“兴隆之术”，下至平民“修身齐家”。“家训”呈现出普及化、系统化与生活化的特征。
宋代“家训”中的普及化，体现为群体身份的重大突破，撰写者不仅包含帝王将相与文化名流，更包含“诸如隐士、善士、逸士、乡先生、各级州府的学生等下层士人”（刘欣所言）。“家训”的数量出现了跨越式发展，就“家训”专著而言有迹可查者为二十余部（下表列举了较有代表性的十八部），“家训”诗词而言为二百余首，此外还有形式灵活多样的“诰”“铭”“约”“规”“箴”“戒”“说”“书”“记”“序”“题”“跋”“杂言”等。
宋代“家训”中的体系化，体现为对圣贤事迹的梳理，以及对“家训”体例的完善。如刘青之甄选圣贤语录、名人事迹，生动而深刻地启迪族中子弟；真德秀从礼、坐、行、立、言、揖、诵、书等八个方面教导孩童的言行举止；司马光列举祖、父、母、子、女、孙、伯叔父、兄、弟等社会关系明确亲疏礼仪。
宋代“家训”中的生活化，体现为对择业立家与理财持家的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