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 家 可 归
插队一年，农闲了，想家的情绪像感冒一样蔓延开来，大家不约而同酝酿着回北京过春节。
生产队不同意知青一起走，要求分期分批，为了防止第一批人超假，必须在假条上签字按手印，保证按时归队。为了不影响下一批同学回家，第一批的同学只好委曲求全按了那个有伤尊严的红手印。
当年，回京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汽车、火车要倒几趟。在那个夜黑风高的晚上，我们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地抄小路进城。冷风嗖嗖，浑身冒着汗，好不容易走到车站。出过冷汗的脸被风一吹，像小刀子割似的生疼，大伙合计着，得找个地方躲躲，不然挨到早上都冻成冰棍了。
寻寻觅觅找到一个闲置的邮政车厢，大伙一窝蜂钻进去挤成一团，牙花子打架的声音清晰可辨，想笑，哪里笑得出来，腮帮子的肌肉都冻僵了。
受了一夜的罪，买到的还是卡车票。十冬腊月站在卡车上冷风刺骨，没处躲藏，流出的鼻涕冻成冰溜子了，好不容易挨到铜川，双脚麻木、上吐下泻，感冒了。
刚回家四天，中央下达一号文件疏散人口。父亲单位通知，被审查人员一律去江西奉新五七干校。火车上都是去干校的人，我疑惑，哪来这么多有问题的家庭和有问题的人呀？刚刚从陕北农村“逃出来”，又去了江西干校。这是怎么了？
陕北的土窑洞
到了目的地，父亲被安排住进“牛棚”，奶奶、妈妈、我和弟妹五口人挤住在半间平房，这是一处劳改农场的旧址，条件极差。看着这简陋、阴暗、潮湿的半间房，想起延安破旧不堪的土窑洞，今后的日子会是什么样？渺茫而无望。
点名时，我向干校队部交了那个按了手印的假条。假期临近，造反派找上门来撵人，态度恶劣。
离京时，家里的房子退给单位，北京没家了。找谁？住哪？没有着落。一个人回生产队，多孤独呀。进退维谷，我不敢告诉家人，他们解决不了问题，还会为我担心。只能装作胸有成竹的样子，说我有办法，收拾行囊只身上路了。
我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人在旅途，不知下一站在哪？心在无奈中流浪……只能走一步看一步，遇山爬山，遇水涉水了。
回北京暂住在同学荀梅家。人住下了，心却没有一天安宁过，我得知荀梅在外地工作的父亲即将回京过年，就悄悄去北京站买了回西安的车票。荀妈妈知道后，哭得很伤心，难过地说：“孩子，你命苦，但凡房子大一点，都不会让你走……”我很感动，但我知道，我必须走，不能影响他们一家人的团聚。到了铜川，买车票遇到大难题。四五天过去了还没着落，急得我像热锅上的蚂蚁。后来碰到一个和我一样返回延安的女知青，为了省钱，两人挤到一张小床上，想办法找记者买票，拖了七八天才回到延安。
一路奔波，千难万险，终于到家了。天大地大，可是那时，我竟无处可去，无家可归。没想到的是，能让我安身立命的，竟然只有那个陕北遥远的小山村，那个虽然破旧，但可遮风避雨的土窑洞。
这是我第一次回家的遭遇。俗话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想当年，我们这些北京知青回家，真不容易呀。
与 虫 之 战
在农村劳动、生活，再苦再累我们都不怕，最可怕的事儿，就是遭遇各种虫子的“侵略”。
下乡后，我们招上了虱子，这小东西藏在衣缝里、头发里，时不时骚扰你一下，心里齬簌簌的。为了彻底消灭它们，我们打了一场歼灭战，烧好了水，先用敌敌畏泡水洗头，再将所有的衣服浸泡，反复几次才彻底解决了问题。
一起插队的同学孙炼，上山劳动时被蝎子蛰了，晚上疼得厉害，坐在炕上抱着腿直哭。我们敲开邻居的门询问咋办？大爷说：“找些烟袋油抹上，不行再去找潮虫(西瓜虫）放在蝎子咬的地方吸。”我们先找来烟袋油给她抹上，不见缓解。大半夜的，到哪去找那潮虫呢？看着孙炼痛苦的样子，苦思冥想，忽然想起男生宿舍又脏又潮，说不定会有潮虫。于是便起身敲男生的窑门，十七八岁的男孩瞌睡多，劳动了一天又困又乏，睡眼惺忪开了门，不耐烦地说：“敲什么敲，大半夜的，让不让人睡觉呀。”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冲进屋，发现墙角有一堆鞋，蹲下就翻，果然找到了潮虫，兴奋地抓了几只大的，如获至宝跑回窑洞，放在伤口处，潮虫果然吸吮起来，慢慢的，疼痛有所缓解。那一战，几乎折腾了一晚上，第二天上工没精打采。
年，作者（前排右二）和同学在井家湾与中国京剧团创作组编剧严肃（后排左三）等合影
我在农村插队、工作了六七个年头，也和跳虱打了多年持久战。这东西比芝麻粒还小，很难抓到，等你被咬得惨不忍睹，它早逃之夭夭。跳虱咬的包与蚊子不一样，又痒又疼，体内会感到阵阵烧灼，有时我们被咬得浑身像桃花怒放，几乎没有好的地方，痒起来不知挠哪儿才好，气的拿针扎。有时备几个干玉米芯子，浑身上下搓，直到搓烂，浑身火辣辣的才痛快。可没想到，被搓烂的地方会发炎化脓。
有一次我身上的包化脓了，两条腿像扎了绑腿，浑身发冷，头昏沉沉的，特别难受。医院。大夫给我试表，39度多，说：“孩子，这样很危险的，处理不好会患败血症，来，坐下，我给你处理一下。”我坐到凳子上，下意识地看了墙上的挂钟，他给我消毒，用摄子把脓头去掉，涂上药包扎好。我又看了一下钟，整整三个钟头。身上轻松了一节。大夫为我治了那么长时间，我们很感动。打听到他叫崔立本，等我好了以后，就到果园买了一大筐“黄元帅”苹果，写医院。
这次我的伤虽然痊愈了，可是与跳虱的战斗并没结束。不知是谁给我们出主意往炕上撒六六六粉，有效果，我干脆把六六六粉缝在褥子里。工作后，下乡不能背着褥子，于是又被咬得浑身稀烂，苦不堪言。无奈，我想出了新办法，下乡总拎着一瓶液体敌敌畏，睡前撒在周围，跳虱闻味儿怯步。殊不知，跳虱被毒死的同时自己也慢性中毒。这个做法我坚持了七八年，都赶上八年抗战了。
英国著名科学家达尔文有句名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反过来说，就是你要生存就得适应。当年，我们无处逃避，也无法逃避，只有战斗，与虫之战，艰苦卓绝。不过，总算熬过来了。
麦
收
我第一次参加麦收，是十年动乱期间在北京郊区昌平县农村。这里是平原，收麦没有任何工具，只能用手拔。没干过农活手腕没劲，晒干的麦秆很滑，一不小心手心就划破了，娇嫩的手心，磨出一个个血泡。老乡教我们用头发丝把水泡穿起来，泡里的水流出来好得快，可是架不住第二天还要继续干，只好用手绢裹起来咬着牙继续拔，血泡又磨破了，血肉模糊好疼呀。
到陕北插队后，麦子种在山坡上，到了收割时节，满山遍野金黄一片，这是乡亲们最高兴的时候，所有的劳动力都要上山收割。每人拿两件工具，一把镰刀一根背绳。在山上割麦子用镰刀，不至于把手掌磨的稀烂，可山上日头毒，穿长袖衣戴草帽，也抵挡不住烈日的暴晒。最难的是往山下背麦子，这活又苦又危险。
背麦子要借力，用背绳捆好，借山坡倾斜度挎在双肩上，一口气走到场上，中途不能停歇，因为羊肠小路狭窄没地方放，而且下面是崖畔很危险；知青爱逞能，能背八十斤硬要背一百斤，超负荷地干。头回我一下给自己放了五捆，会计关东方在我旁边说：“太多了不行，少背一捆吧。”我说：“能行。”东方和我们年龄差不多，有他跟在后面有底气，他帮我扶起来，自己也背着开始往山下走。越走感觉肩上的麦捆越沉，压得两条腿直打晃，东方在后面鼓励着：“慢点走稳住劲儿，一步一步走实，别往旁边看”，往旁边看会头晕。
老书记雷雨堂教作者（右二）和插队知青种庄稼
终于走到山下了，还要走一段平路才能到场上，东方说：“你别急，我先走，还能多背一趟。”他超过我快步往场那边去了，没想到这段平路比山路还难走，我脸憋得发胀，汗像小河一样流淌，心也跳得快蹦出来了。走到一片玉米地旁，实在走不动了，我坐到地上，把麦捆从肩膀上卸下来，放到水渠边上。啊！一下轻松了，我深深呼了几口气，舒展了一下麻木的双臂，调整了僵硬的身躯，用袖子擦干汗水，准备再次上路。没成想平地往起背麦，没人帮忙根本起不来，于是我使出了吃奶的劲儿，在地上来回折腾，还是站不起来。正急得没办法时，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原来东方见我半天没回来，知道有情况，一路寻回来，帮我把麦子背回场上。喝了碗凉水，我们又上山背下一趟。
许多年后，我回生产队见到东方，拉话间，提起那次背麦子的事，东方说：“当年，你们那批知青真不容易，把苦吃咂了（陕北话吃遍了），现在退耕还林，再不用上山背麦了。”
是啊，知青吃的苦，只有同龄的老乡最清楚，他们见证了知青一路走来的艰辛，自己回味，也是感慨万千。
窑 洞 小 学
陕北山区穷困，知识和文化奇缺，我们这些其实文化并不高的知青，在山里人眼里已经是大文化人了。插队的第二年，我被队里派工当了孩子王。
我挨门挨户去动员学生，开学的时候来了十几个娃娃，怯生生的站在那里，大多没有洗脸，像秦腔里唱三花脸的。女娃娃头上一层白花花的虮子，看得人心里很不舒服。我决定第一堂课，先上“文明卫生”课，烧了两大锅热水，边讲卫生常识边给他们洗头洗脸。给男娃娃们推了头，用篦子给女娃娃篦了虮子。陕北人有句话说“旮里旮旯种的好糜谷，山洼洼里出的好娃子”，这一收拾大变了模样，男娃娃个个虎头虎脑，女娃娃个个水灵漂亮，除了衣衫破旧，一点不比城里娃差。
说实话农村办学实在不容易，教学不像城里那么简单，首先是没有资金。为了让孩子们都能买得起书本，我们带着学生进山挖药材、打酸枣，晒干后卖到城里的医药公司，增加学校收入。生产队分给学校一块地，自收自支贴补学校费用。农忙时组织学生拾麦穗、掰玉米、拾粪等，挣工分，分红利。
农村的孩子特别朴实，他们没有城市孩子那么优越的条件，除了念书外，要承担许多繁重的家务劳动，担水、拾粪、打猪草、捡柴禾。特别是女孩子稍大一点，还要烧火做饭照顾弟妹，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
作者（后排左一）和一位北京知青（后排右一）与窑洞小学的孩子们
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日子非常快乐。我教他们跳舞、唱歌、游戏，性格改变了，有时走路都连蹦带跳。几年下来，我和孩子们有了深厚的感情，除了吃饭睡觉，都和他们在一起。
最让我感动的是那年回家探亲，孩子们以为我一去不复返了，团团围住不让我走，有的娃娃哭的满脸泪水，簇拥着半天走不出村口。有人不知咋回事，报告了队长，队长赶来，看见孩子们有的拿着瓶子，有的端着碗，有的捧着升子，有的拎着布袋，装着芝麻、小米往我手里塞，嘴里还喊着“姚老师别走”，“老师别走”，队长明白了，从孩子手里拿过布袋，把其他容器里的小米、芝麻集中放进布袋，递到我手上说：“拿着，这是孩子们的一片心意。”他招呼孩子们一直送我出了村口。
我走在小路上一步三回头，挥手让他们快回去，看着渐渐变小的身影，心中涌起无限感动，“老师一定要回来”，“老师早点回来”的呼喊声，久久，久久，在山谷里、在我的耳畔回响。
水长流人常动，只有教书育人的事业是永恒的。几十年过去我从不曾忘记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乡亲，那个窑洞小学，那里的孩子们！
赤 脚 医 生
到陕北插队前，我想学一项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本领，便向军训的医生学了针灸。到队里后，看到老乡特别需要医生，又在自己身上学会了打肌肉针。教师、赤脚医生成为我插队做的最主要的两件事，我很喜欢也非常投入，从早到晚像穿了红舞鞋似的旋转不停。
离村最远的一户人家姓张，一天一个叫团圆的女子，风风火火地跑到知青点找吕天俐和我，说救救他爸，我们去了。他父亲是脑溢血后遗症，半身不遂不能自理。我们没看过这么重的病，答应他们一家人试试看。
这一试就是两年多。每天吃罢晚饭我俩就去给大爷扎针，扎了一段时间效果不明显，又重新商量方案，采用在重点穴位上注射B12，再配合针灸的疗法，慢慢老人知道疼了，有了好转的兆头，增添了我们的信心，更上心地给老人扎针。
偏僻的小山村
不久，吕天俐招工离开了，只剩我一人坚持着。山高路远，晚上夜黑风大，走路难免害怕，听到夜猫子的怪叫或大风的呼啸，心会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心跳加快如同捣鼓。我大声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给自己壮胆。碰到下雨下雪的恶劣天气，团圆的哥哥张福山，会迎来送往。就这样坚持，坚持，再坚持，终于有了成效，张大爷能挂着拐自己上厕所，到硷坢上坡上晒太阳了。
有个叫女娃的年轻婆姨，月子患了奶疮，每天要过河，去公社卫生院换药，不太方便。我提出帮她换药，她的乳房发炎了，烂了一个大窟隆，每次我把放在里面的纱布条一点点拉出来，清理完伤口，再把沾满消炎药水的纱布条，一点点塞进去，看着很恐怖。她咬着牙疼得直冒汗，还鼓励我：“没事，没事，尽管弄。”看着伤口一天天好起来，我们俩都松了一口气。
还有一次，红芳的母亲得了背搭疮，背后碗大的一块蜂窝状的创面流着脓血，我和同学闫华玲一起去的，她看我清创面处理伤口，说：“你胆真大，是个当医生的料，我不行，一见血就晕。”世上的事往往阴差阳错，后来她招工干了最不愿意干的医务工作，我却与当医生失之交臂，做了行政工作。
我还收集了一些土药方，这是当年缺医少药的农村，老百姓自己治病的智慧结晶，挺管用。
那些年虽苦虽累，蹉跎岁月也有值得回味、值得骄傲的事情。农村是个艰苦的地方，也是个历练人的地方；农村是物质匮乏的地方，也是可以寄托精神的地方。
陕北的人民很质朴，你给他们一缕阳光，他们会给你一个温暖的太阳。
琴
殇
年，我调到西安工作不久，忽然听说和我一起插队的武建勇已去世三年了！我非常震惊，他只有二十多岁呀，出什么事了？
中学我们在一班，他坐前排我坐后排，几乎没说过话。他会拉二胡，是学校文艺宣传队队员，很自得，我不太喜欢他傲慢的样子。
插队一起生活后，大家发现他变得孤独而怪僻，与学校时判若两人。
一次队里分配我俩进城卖菜，有机会聊了很多。知道了他家庭的变故。他父亲曾在邮局工作，十年动乱初期被新划地主成份，开除公职遣送回老家，想不开患了精神分裂，母亲没有工作，断了生活来源，姊妹三人都去了农村。突如其来的变化使他一下子从天上跌到地下，难以承受。
我虽然同情他，但不赞成他处事的消极态度。便用自己的体会开导劝解他，要正确面对不能颓废，路要靠自己往前走。或许我的真诚打动了他，后来遇到什么事，他都愿意找我帮着参谋。
年，开始招工，同学们陆续离开农村。武建勇躁动不安，有一天，他和我说：“我特别着急出去，好挣钱养活妈妈，出身不好走不了，真不知该怎么办了？”我想到他有一技之长，便提示他：“你不是会拉二胡吗？或许是条出路呢。”
一天，他从城里回来，带回一把小提琴。
从那天起，硷坢上响起不绝于耳的琴声。硷坢成了他的舞台。不管天气如何变幻，唯有他的身影不变，肩头一副担粪用的垫肩，下巴夹着琴，一手按弦一手拉弓，一拉就是一两个小时。
武建勇喜欢的小提琴
春天，禾苗一天天长高，他的琴声从噪音慢慢变得柔和；夏天，庄稼蓬勃旺盛，他的琴声从练习曲变成了完整的乐曲；秋天，丰收在望，他的琴声日臻成熟……
机会终于来了，他被渭南地区文工团招走了。
后来大家分配到不同单位，各忙各的，中断了联系。那年回京探亲，我找程宏烈一起去他家拜望。
他家住在西单一条胡同里，敲开房门，迎面墙上挂着武建勇的遗像，桌子上放着曾经改变他命运的小提琴，旁边摆放着几朵小白花。
她母亲头发苍白，双目迷茫，腰背微驼，十分憔悴。武建勇是家里唯一的男孩，白发人送黑发人好不凄凉。
他姐姐诉说了他的情况，武建勇到文工团不久，想和一个女孩谈恋爱，被拒绝后情绪不好。听说不少知青想方设法回北京，也萌生回家的愿望，那时知青回京比登天还难。他给中国青年报、中央团委等部门写信，费了很大周折，还是不成。最后想出了一个无比残忍的法子——自残，把一个手指生生弄断，拉不成琴，逼单位放人。
终于回到梦寐以求的北京。殊不知，高度紧张和心中郁结埋下了隐患，起初头疼昏厥误以为是患了癫痫，其实己是脑瘤晚期，不久就去世了。
人生无常，命运多舛，生命脆弱，人殇琴伤。痛苦可以造就人，也可以毁灭人。武建勇的死，留给活着的人太多的悲伤、怀念与思索。
山丁子树下
在延安插队时，我们队的一个男知青骑马摔坏了腰，干不成重活，生产队把他派到学校和我一起当老师，我们成了同事。
我文静持重，他喜玩好动，教学可以互补。为了发挥他的特长，我们商量想修一个篮球场。生产队很支持，利用课余时间我们和学生平整出一块滩地，队长特批砍了一棵大树做篮球架，书记去工厂焊了篮球框。篮球场修好了，学生特别高兴，闲暇时老乡也来学打篮球，竟成了山沟里的一景。
记得那年冬天下雪，我们到高明家去补课，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到了半山坡，忽然发现一棵山丁子树，白雪覆盖的枝头残留着像樱桃大小的果实，被白雪映的像红玛瑙一样晶莹剔透。我惊喜地指给他看。他个子高，伸手就摘下几颗递给我。我顺手塞到嘴里，冰凉酸甜挺好吃。高兴地说：“你也尝尝，味道不错。”我俩站在树下，边摘边吃。我说：“多摘点，拿回去给大伙尝尝。”他跳着摘高枝上边的果子，我掏出一块手帕接着。天渐渐黑了，我说：“行了，差不多该走了。”他忽然弯腰把我抱起来，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吓了我一跳，我下意识地喊道“干什么？快放下，山丁子都撒了！”他放下我，我们尴尬地站在那儿。他结结巴巴地说：“我一直想告诉你，你是我政治上的救命恩人，你让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人，我喜欢你。”
其实，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隐隐约约意识到了，他对我有好感。我也不是无动于衷，总觉得还缺少我渴望的东西，还不足以点燃我心中深埋的火种，停留在友情阶段徘徊。
我说：“我帮助你是应该的，我不过是比你早经历了些许磨难，早成熟，承受能力强一些罢了，别想太多，不早了，赶紧走，不然晚了！”
美丽的山丁子树
像海浪遇到大山的稳重，碰撞后退潮，归于平静。或许是我的不呼应，或许是我瞬间的冷漠，我们没有再说什么，一前一后，向高明家走去。
二十出头的年龄，在农村，和我们同龄甚至比我们小的女孩子都出嫁了，没嫁走的也被指指点点，说成是老姑娘了。可是知青，仿佛不食人间烟火。
前程没有着落，有资格谈恋爱吗？
在农村安家落户，做好思想准备了吗？
他给我的这个信号是真情实意？还是一时冲动？
……
我辗转反侧，想了很多，没捋出头绪。刚刚萌芽，还没有破土的情感胚芽，很快就打蔫了。
72年大招工开始了，每个知青心中都抱着希望，找机会快点出去。有一天北京干部老杨找我谈话，由于某种原因，让我谦让一个名额，我答应了，这就意味着这次招工与我无缘。潜意识里，我萌动着一种期盼，如果他不走，我们就继续在这个村里教书，那……
招工的最后名额确定下来了，我们队一起来的十七名北京知青，这次将全部走完，只剩我一人。那晚，四野寂静，生产队给知青新盖的五孔窑洞，仿佛张着大口，吞噬着漆黑的夜。我没有点灯，一个人瑟缩在土炕上，脑子一片空白，终于莫明其妙地放声恸哭，泪水像延河泄洪一样奔泻，我忽然觉得自己那样孤独和无助。
我心中升腾的一个泡影破灭了。我抹去最后一滴眼泪，第二天，该干什么继续干什么，好像一切都不曾发生
青葱年代，山丁子树下的一瞬留下一段青涩的情感记忆。
炼丹心
炼，丹，心，是我们一起插队的三个同学名字的谐音。“炼”是孙萰，“丹”是姚丹，“心”是程治馨。
插队那年，孙萰祸不单行，一连发生了几件不愉快的事情。先是行李卷丢了，我和程治馨把两条薄被给她，先凑合着盖。后来组织上给她赔了被子，没成想这条被子也没保住，烧炕灶时，火星溅到上面，收工回来，被子烧得没法盖了。一次，孙萰把湿棉鞋放在灶口的石板上烘烤，开会回来，满窑洞都是烟，棉鞋被烧得所剩无几。还有一次上山劳动，被蝎子蜇了，疼得一夜无眠。
年，她上了长安美院，不久传来消息，她患了癔症。她母亲托关系将她转回北京，先在街道工厂当钣金工，后调北京工艺美术商店工作，和一个铁路工人结了婚，好不容易日子平稳了。四十来岁，丈夫患脑血栓偏瘫，侍奉了十余年后去世。她一路跌跌撞撞走来已浑身是病，我有时迷信的思忖，当初“萰”字改成“炼”字，是不是改出了麻烦？这么命运多舛。
我从五十年代末就开始经历家庭磨难，比较早熟。选择插队有三重原因，一是出身不好，插队是唯一出路；二是我是老大必须自立，减轻家庭负担；三是政治空气压抑，想换个活法。十六七岁阅历太浅，再成熟也是懵懂少年。只听延安来的人说得天花乱坠，身临其境，全然不是宣传中的样子。各种艰辛、磨难考验着我们，身体的痛苦可以慢慢承受，意想不到的误解才是永久难以弥合的心痛。对于家人的误解，我是在妹妹一次次发泄中得知的，我很伤心也很无奈。许多知青有着同样的感受。
我认识一个知青离婚了，下岗了，回到北京，自己带着儿子打拼，家里房屋财产没有她的份，甚至连父母的墓碑上也没有她的名字。她说，没有人希望她回北京，因为家人认为，既然离开了，就不应该再回来！另一个知青离婚了，回到北京不久，为了给结婚的儿子腾房，又回到延安寻求归宿。
我们吃尽了苦，历经了磨难。
程治馨受到的最大磨难是工作以后，我俩参加工作在基层农村，除了挣工资，其实比插队还艰苦。为了便于下乡，我们学骑自行车，车技都不好。有一次她骑车进城办事，不慎摔到杨家岭大桥下面，椎骨骨折，多处软组织挫伤，受到不小的惊吓和病痛折磨，很长时间才恢复。
从左至右：孙萰、姚丹、程治馨（炼、丹、心）
因为我们是共和国的长子，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有的是家庭的长子，我们的命运与这个国家同命相连，休戚与共，息息相关，我们一路前行，不管经历多大的风雨和磨砺，我们始终恪守：“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作者：姚丹，北京老知青，丰盛学校初68届毕业生，年上山下乡到延安插队，年调延安县河庄坪公社工作。
年至年，在延安市城区区委办公室、延安地区轻工业局计划科工作。年至年，在陕西省轻工业厅计划处、陕西省劳动厅工作。年回京，任北京大栅栏街道工委宣传部副部长。年底退休。
来源：一壁残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