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中，最普世的价值观和品格往往是最简单的，墨家思想即是如此。比如节俭、爱人如己、言行合一、身体力行、勤奋等等，不需要借助繁复的表述和推理，历经千年依然散发着智慧与务实的光辉。
自然之美儒墨之争
在正式介绍墨家思想之前，有必要了解同为当时“显学”的儒家与墨家的争锋相对。我们先简单对比儒家与墨家，了解儒、墨所代表的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理解墨家思想的深刻内涵。
如果说以孔子为代表的春秋战国儒士们表现出的是没落的贵族阶层对曾经的周王朝时期贵族生活以及维持这种生活的礼仪制度的怀恋和试图恢复，那么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思想则代表了春秋战国时期因生产力与人口的急速发展所形成的有一定资产但仍然居于社会下层的农民和生产制造者的诉求：爱人、平等和节俭等主张。
展开来说，儒家天然具有依附和维持当权者的属性，他们很自然地把自己作为职业官僚，孜孜不倦地辅佐当*者统御万民（“荀子：论德使能而官施之者，圣王之道也，儒之所谨守也”），所以他们追求作为“劳心者”（脑力劳动者）的地位，而不由自主的流露出对“劳力者”（体力劳动者）的优越感与鄙弃；墨家作为劳力者的代言人则强调说到做到身体力行，所以他们也鄙视依附权贵阶层的儒家这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矫揉与虚伪。他们的这种对立不仅体现在长达几百年的儒墨两门显学的互相对立，也开创了其后几千年中中国两个阶层互相敌视与贬损的先河：真正深入过中国广袤乡村且对中国乡土文化有所了解的人应该都知道，在我们80后这一辈人之前，“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与“百无一用是书生”绝对是中国占据绝大多数的普通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普通知识分子瞧不起面朝*土背朝天的苦力活，而普通百姓也鄙视手无缚鸡之力却对上服帖对下高傲的懦弱的“读书人”。而两者之间的对立，自春秋战国儒墨之争已经开始。
总结来说，在儒家的世界观里面，不同阶层的人有各自对应的行为规则与社会地位，自下而上是一种服从与依附关系，僭越即是大逆不道。儒士们最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是“各得其宜”，儒家从国君谋臣的角度出发，追求社会阶层的固化与稳定；
而在墨家的世界观里，“天”是最高的道德来源，百姓在天之下具有平等的地位，不论身处什么阶层，只有能力更强贡献更多的人才会得到更高的社会地位与财富。墨家从下层民众的角度出发，谋求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
墨家思想的五大核心
墨家的创始人墨翟大约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的宋、鲁（今河南、山东和苏北）一带，他不仅对周王朝的贵族礼仪制度了如指掌，对下层民众的诉求感同身受，而且他还是天才的器械制造大师与真正的城池防御战专家。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众人，以他们特有的严谨与务实的态度来针砭时弊，戳穿国贫民弱却还要讲究奢华的礼仪排场的荒谬可笑、揭露地大物博却还要杀人灭国以占领他国土地的贪得无厌、思索人伦社会秩序与道德的终极来源，进而提出了以“天”的意志是最高权威（“远古圣王”、当世国君与普通百姓都应直接接受天的教导，有别于儒家直接把尧舜禹汤文武等“远古圣王”作为最高标准）为其世界观、以无差别的爱所有人和节俭主义为中心、再加上对自然与社会最高研究的记载以及城池防御战术，共同构成了墨家一派的五大支柱。
除了上述五大核心之外，纵观墨家思想，其在其他方面，比如治国治民方略上与儒家、法家和兵家等学派相比，墨家并没有独到之处。虽然墨家也崇尚国家需要有才能的人来治理，人才对于治理国家极端重要（所谓的“亲士”、“尚贤”）；也倡导一个国家应该自上而下统一于相同的规范与法律，这样才能*令一致上下一心（所谓的“尚同”）；也倡导在诸侯混战的年代一个国家应该致力于增加国家收入并修建防御工事等举措。但是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之下，我们认为这是那个时代与墨翟类似的智者们都明白的道理，所以我并不认为这这些思想是墨家所独有的，墨家的治国思想只是达到了当时的正常水平而已，对当时的诸侯国君来说并没有极大的诱惑力，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总的来说，墨家的思想不仅带有宗教特有的普世价值观，具有唤醒与带动下层人民的功效，还具有墨子独有的干练务实的特点。墨家思想在广大的下层民众当中广为流传，墨家弟子就像基督教早期的“义人”（实际上，墨家有专门论述“义”的“贵义”篇，墨家“义”的思想与爱人是一脉相承的。）。再加上墨家擅长城市防御战，墨家弟子遍布中小诸侯国，所以墨学得以和儒学并驾齐驱，称为当世两大显学之一，自有其道理。
纵观古今中外，与之具有相似思想的，唯有十六世纪之后源自欧洲而后在美国新大陆大放异彩的清教徒。经过黑暗的中世纪的教士阶层千年统治，部分耶和华信徒开始追求直接以《圣经》为唯一的依据，抛开腐朽的天主教士这一中介而直接与最高权威的上帝耶和华对话（耶和华的神性类似我们古代的“天”、“太一”和“道”等这些最高的存在，唯一的区别只是远古中国的最高存在从未开口宣示神谕，而耶和华却频频与他的子民直接沟通，所以中国不曾出现西方式的宗教）；而基督教信仰的教义即包括爱所有的人（爱众人、替万民担罪的耶稣在基督教的地位是三位一体中“圣子”的存在）。
除此之外，清教徒的另一个品德是节俭与勤奋，虽然具有强烈的冒险精神与开创产业的商业精神，真正的清教徒却是严格的节俭与禁欲主义者，他们认为是节约而不是挥霍创造了财富。所以他们虽然雄心勃勃精力旺盛的征服弱势文明，却敬畏上帝，严格节制与自律。以清教徒思想为内核的美国，三百年来长盛不衰，至今依然处在地球强国的最顶端，科技*事文化实力远超其他国家，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
一、“天”的意志是最高权威
墨翟之前（公元前五世纪之前），“天子”的概念早已有之。在描写夏、商、及早期周朝的历史典籍《尚书》中，“天子”基本等同于他们的最高统治者“王”，也就是最高统治者自称天之子，代替天行使统御万民的权力。
虽然他们对“天”的认识到底达到何种程度没有明确记述，但在春秋之前的上古时代先民们朦胧的意识中，“天”包含了自然界变幻莫测的强大生命力与破坏力这一点是肯定的。在他们观察斗转星移四季变换的神奇、经历风雨雷电洪水地震的恐惧之后，一定认为有一种更高维度的存在主宰着这一切，这个存在高于一切而无可置疑，他们把它称为“天”。所以夏商周的开创者在征伐敌对部落的动员大会上或者在对新的臣民训话的“开国大典”上，都会自称“天子”或者称自己受到“天”的授权，由此赋予了本身充满血腥的征讨屠杀以道义上的合理性。至于天到底有什么好恶，到底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终极价值，却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天”其实已经沦为了统治者提高自己威慑力的一种拿来即用的工具，自然界的那个“天”固然可怕，但是操着普罗大众之生杀予夺权力的世俗君王却更加令人恐惧。现在发掘出的商周时代的贵族墓葬中，很多具有人数众多的陪葬者（即所谓的“人殉”，其中更以青少年男女为主，即可证明当时的贵族可轻易取走其属民的性命，如蝼蚁一般轻巧。这种活人殉葬的制度不同于活人祭祀，殉葬者被杀死后和主人的马、狗等动物一起摆放在主人的棺椁旁，其意义不言自明）。总之，在*河流域的夏商周文化中，“天”就如同传统宗教画中面目狰狞的护法一样，是用来震慑百姓的，世俗的国君（以及国君的直系祖先）才是最高的行为规范来源。
而墨家却试图改变这一现状，墨家认为儒家所推崇的老师、父母和诸侯，甚至高高在上的王都会犯错，所以这四者都不能作为我们应该效法的对象，我们应该跳过他们，直接效法“天”，以“天”作为我们最高的道德标准。墨家明确指出，天比天子（禹汤文武等圣王）更加尊贵更加有智慧，所以天子行善事，天会奖赏他；天子做坏事，天会惩罚他，天是最尊贵最有智慧的（“天之贵且知于天子”、“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了解儒家思想的人都知道，儒家董仲舒最有名的“天人三策”的核心思想，其实和墨子的这种思想一模一样，它的本质是对后世至高无上的皇权套上制衡的枷锁。爱较真的墨子把儒家口中的远古圣王自称的“天子”概念还原到了它字面上本源的意义：天为至高，禹汤文武等圣王为天之子，代替天统御诸侯，诸侯统治其国之民。
所以，在墨家的世界体系中，最上面的天手持圆规与矩尺为人世间制定所有规范，接着下面是王，即天子，比如夏商周的王（但似乎不包括已经萎缩到洛阳一隅的东周王），再下面是各诸侯国首领，下面是诸侯国贵族及官吏，最下面是民众。
既然天是墨家认为的最高道德标准，那天要求人们怎么做呢？
二、无差别的爱所有的人-------“兼爱”与“非攻”
圣经一开始就写到：“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西伯来人的最高存在——耶和华（直译为“雅卫”）开口宣示神谕并引导其信徒的精神信仰，要求他们爱人并勇于奉献的宗教诞生了。
在详细地论证了天具有最高的道德权威且天要求人们无差别的爱人之后，墨家体系的宗教性已经呼之欲出：天是最高权威，众人在天那里具有平等的地位，得到天平等的爱。众人也应该抛弃宗法等差地域的枷锁，无差异的爱所有的人。只有爱人的力量，才能结束诸侯国年年征战、百姓生灵涂炭的局面。由此可知，墨家的天具有一种超越世俗君王的力量。
遗憾的是，墨家的“天”最终也没有开口说话，墨子用一个“欲”字（而不是“说”字），轻轻关上了宗教的这扇门。取而代之的是，他发掘出了人性中另一个永恒的美好品德----同理心，来对爱人如己做世俗的阐述。
墨子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类比：每个人都会爱自己的家，每个诸侯国国君都会爱自己的国。换位思考，如果我们把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的家、别人的国，盗贼还会偷别人家的东西吗？诸侯国还是攻伐残害别人国家吗？
反过来，之所有出现国家之间强大欺负弱小、人们之间互相侵害财物性命这些纷争和动乱，当然是由于人们心中没有爱-----不能爱人如己。
就这么简单！这是任何人都能明白的最简单的道理！
兼爱包括两方面的意思：
第一，要爱人，要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墨子认为每个人都毋庸置疑的会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出发行事，这是人具有的动物本性，而爱人则需要观念的转变，墨子为这种转变设置了两道催化剂：最高的“天”平等的爱所有的人，所以我们效法天即可；站在对方角度的换位思考，这实际上是在普通民众心中种下崇高的道德种子。
第二，无差别的爱所有的人。事实上，第一层意思已经包含了第二层意思，也已经包含了墨家爱人思想的全部，单独拿出来完全是为了与儒家相区别。儒家也把基于等级秩序的伦理关系中部分关系用爱来阐述，比如同乡、君臣、父子兄弟关系等，单纯依靠礼仪制度强制要求显得不合情理，在这些必须亲近的关系中加上爱则更加有说服力。但是以礼仪制度为核心的儒家的爱的思想，永远有着亲疏有别、由近及远的特点，儒家的伦理观里面，爱人是分层次的：人必先爱其父母，然后爱其兄弟，然后爱其邻里乡亲，然后爱诸侯国内所有人，然后再爱天下人。爱的厚薄也是按照这个顺序依次递减的。
在爱人这个问题上，墨家儒家有这样的不同的真正原因在于他们参考了不一样的标准：
墨家以天的意志为最高标准，天不会厚此薄彼，天一视同仁的爱所有的人，按照天的标准为准绳的人当然应该无差别的爱所有的人；
儒家以周朝治国理*的一整套礼仪制度为标准，讲究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即使是人的情感也应该按照所施于的对象差异而有所不同。
三、节俭主义——“节用”“节葬”“非乐”
节俭分为两个境界：
第一，在物质资源极度短缺的时期，我们会最大限度的减少不必要的开支，以维持生命和生活最基本的供给，并由此形成一种省吃俭用的生活习惯。比如我们的爷爷奶奶和父母，他们经历过建国初期的大饥荒，也经历过大集体的洗礼，所以在生活中能省则省，能不花钱尽量不花钱，能少花一分钱绝不多拿一个子，到现在菜市场还能见到大妈们为一毛两毛犹豫计较的场景，他们大部分并不缺这点钱，但是就是形成了这个习惯。这种不得已的条件下被动形成的省着花的习惯，从根本上说只是暂时压抑了尽情花费的冲动，并不一定就是稳定的节俭行为。因为这种因物质贫穷而导致的情感压抑的情况，有少部分人会在物质条件极大满足之后彻底反弹，比如小部分小时候贫穷当官之后巨额贪腐的贪官。
第二，在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等所有方面，追求满足基本的功能和需求，不追逐繁复的修饰和夸张的形式，但也不放弃适度的舒适和美感。比如近几年从日本传过来的“断舍离”，就提倡抛弃生活中不必要的物品与用度，不断做生活的减法，以此形成一种坦荡淡泊的人生观，不让心境为外物所累。其实，墨子在几千年前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只不过我们总是忽略我们自己的文化拥有的美好品德，而一定要从更发达国家传过来之后，才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和追随。
墨子的节俭观念，接近于第二种，且主要是对诸侯国君及上层贵族们提出的。墨家弟子亲眼见过无数战争中下层民众生灵涂炭饿殍盈野，而上层贵族依然轩车高马钟鸣鼎食的现状，认为他们完全偏离了远古智者制造出这些生活必需品的初衷。他认为衣食住行等需求，满足基本需求即可，不应劳民伤财以满足无止境的物欲（“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
墨子站在更高的地方，从是否有利于天下民众更好生活的角度出发，不厌其烦地阐述了那个时代所需要的简约主义的具体内容：
（一）、衣食住行——适度即可
宫殿房屋：坚固程度足以阻挡风霜雨雪野兽袭击，高度足以分隔男女不同的房间以符合伦理道德，这就是其基本功能。而雕梁画栋、高台广榭则是非必须的，如果因此需要费财劳民，则需要慎重。
衣服：冬天能保持身体温暖，夏天能保持凉爽，并且穿着舒适，这就是其基本功能。锦绣文彩、金玉钩佩则是为了好看，对身体本身并无作用，所以需要谨慎节制。
饮食：提供身体能量，强身健体是其基本功能。遍寻山珍野味、粱肉美酒和奢靡浪费只为满足口腹之欲则不能提倡。
贵族对女性的独占：在动物界，强大的雄性会占有众多雌性的交配权，不允许其与其他雄性发生交配关系，人类社会更是如此。在历史的长河中，地位越高的人可以独占女性的数量越多，年轻女性的性交权是一种可以和金钱宝物媲美的工具，作为当权者赏赐与驾驭臣下的手段。中国直到民国时代方才废除这种地位越高权势越大可占有的女性越多的制度。墨子并不是单纯反对这种习俗，他是从人口繁衍的角度出发，指出权贵阶层占有了太多的年轻女性，导致众多地位较低但健康适龄的男性无人可娶，结果是人口越来越少，整个社会呈现畸形和萎缩的状况，最后导致国破家亡。可见当时这种状况是多么普遍和严重。
（二）、丧葬制度——厚葬久丧之批判
春秋战国时代延续了周朝的丧葬礼仪（毫无例外，这也是儒家所推崇的丧葬制度），分为葬礼和守丧两个方面。简单来说，是这样的：
国君、父母、妻子及长子死亡，守丧三年；
伯父、叔父、兄弟和庶子（除长子之外的其他儿子）死亡，守丧一年；
同姓族人死亡，守丧五个月；
姑姑、姐妹、外甥、舅舅等死亡，守丧几个月。
如果只是这样，还不至于让墨子大兴笔墨讨伐这种丧葬制度，下面我们来看看守丧期间应该怎么做：
（1）在该哭泣的场合一定哭泣，特别邻里亲戚族人到来的时候，必须有固定节奏的哭泣声伴随。在农村待过的人一定知道，这种习俗直到八九十年代还处处可见，只不过哭泣的多为女性，当“知客先生”高喊“孝子到场”的时候，不管她们是在干什么，也不论与死者生前的关系如何，她们一定马上跪在棺材前撕心裂肺地放声大哭，口中一定要念着“某某某辛苦了一辈子，怎么就这么走了”一类的话，哭声越大哭的人越多表示亡者的后人们越孝顺，当仪式结束的时候，她们马上回到自己该去的地方，一切如常。但凡一位老人死了灵堂前没有人哭泣，那亡者的后人一定被全村人戳着脊梁骨说“没出息”，让亡者“走得不热闹”！只是，墨子已经强烈批评过的丧葬礼仪，竟然又延续了两千多年之久，可见其流*之深，这其中儒家可谓居功至伟。
（2）必须待在家里，身着要求的服装，不能吃肉喝酒，饭要少吃，直到饿得面*肌瘦浑身无力，当有人来拜访的时候，需要别人扶着才能起来迎接，这样方才显得孝顺或者悲伤到一定程度。如果守丧者是朝廷官员，而亡者又是其父母等人，他必须离开工作岗位回到家中守丧到规定的时间。这种事情在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比如明朝最有名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守丧时的特权所引发的舆论攻击（明朝称之为“丁忧”）。
（3）关于厚葬：中国厚葬的历史由来已久，历史上多如蝼蚁的盗墓者就能说明一切。这一切的核心在于奢华的陪葬品。
一方面后人把无数的奇珍异宝放进亡者的坟墓里，并且竭尽所能地装饰棺椁，以让他在死后的世界里还能享受生前的荣华富贵；另一方面，隆重的葬礼和繁多的陪葬品不仅宣示墓主人生前的地位，也能展示其后人的孝顺。前几年出土的海昏侯墓，其陪葬品之丰富令人瞠目结舌。而关于陪葬品，当时还有商周时代延续下来的人殉制度（活人殉葬），不同地位的人死亡之后有不同数量的陪葬者，最多的有数百个，大多为年轻的少男少女，或者是国君所独占的众多女性与阉割过的男性（“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
墨子强烈批评这一整套流于形式且劳民伤财的丧葬制度，他认为我们正常表达悲伤之情后，就应该马上投入到更重要的工作中去，或从事生产或帮助众人，而不是遵循儒家冗长而又繁琐的丧葬礼仪。而关于棺椁和陪葬品，他认为厚度和深度足以盖住臭气即可，更不应该有活人殉葬和繁多的陪葬品。
很显然，不论当时还是其后几千年，都没有人认真听取和践行过墨子的主张，直到最近百年之内，这种陋习方才渐渐消散。
（三）、非乐——对贵族纵情声色的批判
这里的“乐”，和现代的音乐没有区别，都是由盲人乐师演奏乐器、并由舞者吟唱和跳舞的形式。而当时的乐，实实在在是贵族阶层所独享的资源，下层民众没有机会也没有资格参与和享受。在商周统治者以及儒家的伦理认知中，乐具有宣示国君威严的作用，具有沟通天地的强大功效，所以只有大禹、商汤、周文武王以及召公等这种级别的“圣人”才有资格创造乐舞。而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乐这种王室独占的奢侈品流传到了诸侯国，发展出不同的地域特色。守旧的孔子就讨厌所有新出现的不同诸侯国自己创造的音乐，他认为除了传统流传下来的音乐其他的都是邪恶的、淫荡的。
而墨子显然与此不同，他没有心情去品鉴他们的音乐到底品味如何，只是觉得世上有如此多的平民死于战争与饥荒，而各国国君却还不忘享乐和欣赏音乐，所以他完全反对所有形式的音乐，认为国君有这个闲暇还不如把精力和财力花费在帮助百姓发展国家经济上面来。
墨子的这种观点其实是与他站在下层民众的角度思考问题是一脉相承的，而且当时的音乐是贵族阶层独享的玩具，不像现在音乐是每个人都能创作和欣赏的。所以现代好多学者认为墨子不懂艺术，实在是让人啼笑皆非。
四、墨子的自然与社会科学高度
说到自然科学，我们从小学到大学所有课程的设置，是全盘参考和学习西方文明而来的，甚至包括物理、化学、医学、数学等学科的划分，都是直接肇始于略晚于墨子的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即使是我们治国的终极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听名字就知道肯定不是中国人提出的（不过现在实际上已经完全在向中国传统文化偏移，即所谓中国特色，这也是大势所趋，我们自己的文化肯定更适合自己的土壤）。对比同时代东西方智者的著作，西方从公元前五六世纪的泰勒斯开始，在诸如数学、天文学等方面已经开始超过同时期的东方学者很多。中国所流传下来的所有有文字记载的典籍中，占核心地位的是经过孔子及其后人删减与美化过的圣人之作，大谈家国观念人伦情怀，对自然科学方面的记载本来就少，而且还被归类于术数方技房中术之列，极其不受重视。
然而，如果我们根据目前流传下来的所有典籍来评判，先秦时代所有先贤中，在对自然的认识方面也有可与同时代的西方智者们一较高下的人，毋庸置疑那就是墨子！
我们秉持着墨子一贯主张的言行一致、少说多做的理念，从《经》、《经说》、《大取》、《小取》等篇章的摘取部分内容如下：
1、圆形：由距离圆心相同距离的线所组成的叫做圆。（“圜，一中同长也”）；
2、小孔成像：交叉光线照射物体上下端，光线交汇点通过小孔，会在小孔另外一边等距离的地方形成倒立的影像（“景到在午，有端与景长，说在端”、“足蔽下光，故成景于上；首蔽上光，故成景于下。在远近有端，与于光，故景障内也”）
3、重力：所有的重物，当它不受向上的拉力和侧面的推力的时候，不需要向下的力自然会垂直下落（“凡重，上弗挈，下弗收，旁弗劫，则下直”）；
4、中点：从两个端点同时向中间走，汇合的地方就是中点（“犹端也，前后取，则中也”）；
5、球形的任意表面位置，都可以作为悬挂的重心（“正丸，无所处而不中县，抟也”）；
6、宇宙是无限宽广的，不管我们走到哪里，都处于宇宙之中（“长宇，徙而有处，宇”）；
7、我们地球上，不同的地方有的地方在上午有的地方却已经到了晚上（“宇，南北有旦有在莫”）；
8、矩形：是由直角尺画出来的线相交而成（“方，矩见支也”）；
9、信用：就是说的话与事实完全一致，比如告诉人“城上有金”，对方到城上看果然有金，这才是讲信用（“信：必以其言之当也，使人视城得金”）；
10、侠义：就是愿意做损害自己的事情，来解决别人迫切的困难（“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
11、生命：是身体与思想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生，形与知处也”）；
12、梦：是在睡觉的时候（脑子里）出现的类似真实的情境（“梦，卧而以为然也”）；
13、辩论：就是与持有对立观点的人争论（“辩，争彼也”）；
14、处罚，是指上级对下级所犯罪行的惩治（“罚，上报下之罪也”）；
15、金木水火土五种属性的物质，每种一定克制一种而被另一种克制（“五行无常胜，说在宜”）；
16、保持水平的方法是让两个物体处于同一高度（“平，同高也”）
......
以上只是列举了墨子对上无数概念解释中的一部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墨子所记载的战国早期中国的自然和社会科学所达到的高度。墨家工匠众多，所以对所谓的几何学及光学知识尤其感兴趣，记载也最多。而对于天文学，却记录甚少。事实上，因为要指导农业生产，中国古代的天文观测也极其发达，春秋战国时期，不仅已经能精确确定与太阳相关的四季中的春分日、秋分日、夏至日、冬至日，也能准确观察并记录与月亮潮汐相关的月份确定。这些知识，需要从历书、阴阳家等典籍中发掘。
五、墨家的城池防御战术
墨家作为天然具有侠义精神的门派，弟子们经常需要帮助弱小国家防守城池。抛开宏观的*事思想不谈（*事战略上，孙子永远是无人能超越的高峰。其在中国*事史上的地位和李白在诗坛是一样的），从局部战争来说，我们无法找到同时代或者之前有任何人在城池防御战上超过墨子。
墨家的城市防御战的指导思想非常硬核：他们找出所有攻城的方式，然后找出每一种的应对之法，并且不断的演练。当某一个小国向墨家求援的时候，带队的墨家弟子会仔细观察敌人进攻的方法，然后有针对性的布置相应的防守策略，并且详细的记录在了《墨子》一书中，我们只简单列举所记载的攻城方法，以窥当时攻城战之一隅：
当时对一座城池的进攻有十二种方法：
临：在城墙周围筑土山然后居高临下进攻；
钩：用钩索牵引爬上城墙；
冲：用特制的冲车撞击城门或者城墙薄弱处；
梯：用云梯架设登上城墙；
堙：用土填塞守城方的护城河然后越过护城河进攻；
水：用大水冲灌城池；
穴：用挖地道的方法绕过对方地面防守直达核心；
突：穿凿城墙进入对方城池；
空洞：打洞进入（未知和“突”的区别）；
蚁傅：像蚂蚁似的众多敌人连续不断地爬进城墙，辅以弓手射击；
轒輼：藏在包着牛皮的四轮车下进攻；
轩车：使用高大的车从车顶架子上进攻。
除了针对这十二种攻城方法的具体防守策略，墨家还有一套严密的战时守城守则，总结起来其大概内容是这样的：
（1）除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墨家的城防体系中，每座城池上至少有四座以上的高高的瞭望塔，既作为哨兵观察之用，也作为精英士兵远距离狙击对方首脑之用；
（2）划分到街巷的民防系统，充分调动最基层官僚和长老，协助防守、观察民心、传达命令；
（3）侦查部队延续到城外几十里远的地方，借助烽火与旗语，远距离传递敌情详细信息；
（4）稳定守城主力*心，扣押守城主力家属以防止叛敌情况出现，并且赏罚严明；
（5）严格城防保密制度，调动一切力量捉拿敌方间谍，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