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律?怀念张进老师
不名不利九方皋，妙笔生花一快刀。
学富九车尊识广，文通八脉仰才高。
新知新业新闻路，渡己渡人渡过桥。
浊世哪堪皆润马，江山无处不怀尧！
他是一位求真勤奋的记者，他是一位博学可亲的主编，批评你都会脸带微笑；从抑郁苦海中重生后，他的人生迎来第二春，成为一位抗抑斗士，一位心理知识科普者。
他是这个时代最好的那批人之一，我们亦师亦友，甚至近乎亲情。现在，我失去了他，也失去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年12月5日，张进老师去世的消息传来。连续几天，心神不定，含泪写下这首七律，仍然不足以表达心情，我应该记录这十六年耳濡目染有关他的足迹与背影。
在《财经》老领导中，以舒立为标准，我们不带职务直呼其名，大明、王烁、继伟；包括后来频繁接触的波明与小京，我也如此。他是我唯一以“张进老师”称呼的高层管理者，自始至今，从未改口。
我们的最后一面是在年8月5日午后，在他家附近的北滨河公园，帝都北二环，与工人日报社相邻。
娃娃脸很灿烂，个子似乎矮了，又清瘦了很多，眼镜还是老样子，走路带风。他左手在腹部来回抚摸，右手在额头上后翻头发。我们见面，拥抱。他拍着我的后背说：“昌平啊昌平，你受苦了！”又补充说：“你瘦了，但很精神，也显年轻！”
我们走进公园东南侧的红亭，在一片翠绿中，阳光见缝插针，四周有戏曲大妈和嬉戏的小孩。这是他的会客厅和健身房，三姐与江雪刚刚来过，江雪还捕捉了他的一个侧影（置顶照片）。
我想听他患癌的经历，他想听我系狱的遭遇。我一再坚持，他先讲。看他亲笔写的《张进：我如何渡过患癌恐惧》，泪流满面；听他亲口复盘肺癌从确诊到手术的过程，云淡风轻，眼前这个矮小虚弱的躯体展现出钛金般的巨人意志。
一个多小时后，轮到我了。我说事发前后，有六个省轮番调查我的经济问题，他有点吃惊，说经济关肯定绕不开，但没想到是“这样全面的体检”；我说案子开庭时，合议庭七个人、公诉人五个人。我们做过法治新闻十几年，个人案件从未见过如此豪华的阵势。对我在提审中没上央视，庭审时没进法庭，审判后没去监狱，他晃了晃手，笑着说：“你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经验丰富，这是人生难得的经历。”
他话头一转，讲解自创的“三问法”：“第一，你遇到了什么情况？第二，这个情况会有哪几种结果？第三，设定最坏的结果，你能否应对？如何应对？”虽然没有他这样归纳，但经此分析，确实有意思。我正是不断打压自己的预期，一步步走过低谷。
我担心累到他，他却表现得精神抖擞。三个小时过去，我们从未如此促膝长谈。离别前，他执意引我参观北滨河公园，北行南拐，再绕一圈，半个小时后送我上车。
我们约好九月在杭州见面，一起参观他的“渡过中途岛”基地。在我记忆里，这是他唯一一次食言。
年6月～年12月。56岁，正当壮年，天妒英才，走得太早了，太可惜了！
少年得志与青年风波
在胡舒立团队中，神童天才扎堆。年，16岁的张进考上南京大学中文系，22岁拿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研究生学位。但舒立说，张进不属于神童，“他的才华深入肌理、植于内心，而他精湛的文学功夫，全凭大学时代的刻苦铺垫。”
他的父亲是金陵大学（后并入南京大学）的高材生，打成右派后下放灌南农村，在那里结识了毕业于南开大学、曾任教于兰州大学的母亲。本是书香门第，不幸坠入底层，父母好歹有点工资，当地老乡穷得要向他们借肥皂。随父母从灌南迁入淮阴，他的少年苦中作乐，奋发图强。父亲让他主攻理科，15岁那年高考未中；次年改考文科，成功考入父亲的母校。
年，22岁的他加入师姐胡舒立主管的《工人日报》国际部，自此开启三十年的新闻苦旅。这份隶属全国总工会的报纸，发行量一度仅次于《人民日报》，其中“渤海二号”事件调查足以写入新闻史。
张进的英语基础不太好，每次劝我们多学习时，他总拿出自己在美国访问时的两个梗：一是把服务生的小费说成“littlefee”；二是晨练时遇到美籍老太太，伸出大拇指想夸对方“好身体”，却说成了“Goodbody”，差点引发误会。
舒立回忆，他总是在拼，用的是“洪荒之力”，口语不行，他就把笔译练得流利起来。但入职才几个月，就病倒住院，得的是*疸型肝炎。舒立做过*医，此时意识到他的身体底子并不好。
来年，他被下放到门头沟王坪村煤矿，足足锻炼一年。回来写成长篇纪事，霸占《工人日报》副刊一个整版。他的工种是岩石段的做柱工——巷道掘开后，用大柱撑住巷壁，以防倒塌。“矿工们运木头的方法是我不曾想到的。如果是短粗木头，他就把胯尽力向右扭，右手挟着木头，木头的另一端斜搁在胯骨上，左手撑着地面向前爬……”如此原始的工作方式，令这位刚从象牙塔走出来的研究生深感震撼：这是北京吗？这是矿工吗？这比农奴还农奴啊！
印象最深刻的是矿难，他记载：“第二天一早，人终于被挖了出来。突然，矿门大开，四个膀大腰圆的救护队员，脸色铁青，抬着一个担架出来。一块白布把担架遮得严严实实。一瞬间，守在井口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片哀嚎，哭声震天。身处其间，我不能不动容，陪着流下泪水。”
记者的矿工经历对别人可能不堪回首，但他在那里触摸到了生活之重与生命之轻。这篇文章在社内引发震动，他的拼命也获得肯定。在精英林立的北京，他以笔开路，以脚丈量，从记者到副主任，在而立之时已是兼任记者部主任的编委，春风得意。
多年后，在几次豪酒中，他对我们偶尔敞开心扉，从尘封的档案中翻出自己的传奇故事，那是他第一份工作的终止符。
年11月1日的《工人日报》，头版刊发了一则《重要更正》：“本报今日已刊发的一版头条……由于记者所发稿件严重失实，甚至臆造一些提法，加之编辑部把关不严，未与有关方面核对，造成不良影响。现特将本报1-4版重印，同时将原报收回，并向广大读者致歉。”
两个头版，看似没有差别，问题出在第二行副题上：“如果仅仅依附于**，工会就没有存在必要”。
据张进老师回忆，这是一篇安排好的*治消息，审定后谁也无权改动。他是值班编委，“虽是冬天，窗外天寒地冻，但我如坐春风，耳目一新！须知，在那个年代，能把工会的独立性问题阐述得如此清楚、明白，且出自总工会主席之口，多么令人兴奋！”
当时的总工会主席身兼数职，当轴处中。他难抑激动心情，从消息中概括了四句话，做成四行副题，意在强化效果。报纸印出来，《工人日报》社长瞿祖赓去中南海汇报，首长很生气，直言：“我没这么讲过！”
接下来商量善后，有三套备选方案：一是内部处理，不作公开表态，但愿悄然过去；二是低调发一个更正；三是高调更正，宣布重印报纸，收回旧报。最终，首长选择了第三套方案，并亲自推敲“重要更正”的字句。如今看来，这是最严重也是最没必要的方案。
在等待处分的日子里，总编辑张宏遵打来“张进，我知道你觉得冤，但你确实有责任。你是记者部主任，对杨明清负有领导责任；那天你是值班编委，负有把关责任。你是我直接管的，我不希望你在这个时候推脱责任，装怂，咬人，给我丢脸。”
一个月后，罚令下达：社长瞿祖赓、总编辑张宏遵免职；记者杨明清留社察看；值班编委张进行*警告。
经此一劫，《工人日报》风光难再。那一年，他33岁。有人认为这是改变他人生命运的事情，他纠正说，也就是调整人生轨迹吧！
此时，舒立创办《财经》杂志两年，已风生水起。她打“你的事我都知道了，你在《工人日报》没戏了！到我这来吧！”
查看年下半年开始的《财经》杂志版权页，舒立与大明为联席主编，王烁为常务副主编。张进先后化名“史易”和“尹之”，适宜隐之也，排在主管编辑第一位。
年，对我俩而言，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他痛下决心，彻底离开人生第一个单位。我被《新京报》免职，加入他的团队。我俩正式成为《财经》一员，他是副主编，我成为他的兵，人事档案都放在同一个人才中心。
他回《工人日报》取档案时，人事处长辛友谊翻出处分决定，同情地说：“你受处分已经六年，差不多了，我把处分决定从你档案里抽掉吧，让你干干净净地离开工人日报！”他心底里感谢这位善良的处长，自己却很坚定地说：“不用，就放着吧！我不觉得这是耻辱，这是我的光荣！”
我在20年新闻苦旅中，亲历三次风波：第一次，年6月，因报道“双规”致死厅官，中纪委追查，被免去《新京报》深度部主编；年，因为报道离岸公司“巴拿马档案”，被免去《财经》杂志副主编；年，三万多条实名微博中查处九条违法，系狱七个月。这三次风波，张进老师都清楚，并在每次风波之后与我长谈。
其中，年那一次长谈，让我决定放弃新浪、腾讯的高薪邀请，重归调查记者之位。说起来有人不信，《财经》杂志、新京报、新浪当年给我的薪酬，比率差不多是1：2：3。千金难买我喜欢！
从《财经》到财新
我俩情谊的起步与发展，与三姐——知名调查记者王和岩密切相关。
我跟三姐在年起即是中国商报总社的同事，三年后我离职去了《新京报》，其中一稿有关侯伍杰案，因《新京报》同期刊登吕日周专题——以四万余言点评一位在任副省级官员的*绩与过失，可谓新闻史罕见。吕日周事件余波未了，又来一个山西高官的贪腐调查，侯伍杰案一稿子生不逢时，胎死腹中。恰逢三姐加盟《财经》，我协助她完成此案调查。报道发表时，她和张进老师执意要给我联合署名，最终隐名“罗冠中”。
同期，《财经》年会是一年一度的*经盛会，我对舒立与大明做了专访，占用《新京报》一个整版。与他们的交往逐渐多了起来，对舒立团队有了更深的了解。
年夏天，我被免职的消息经路透社传开，他们伸出橄榄枝。我入职时，张进陪我去舒立家吃了顿饭，然后见大明、王烁。东二环泛利大厦10层编辑部，有著名的“三张”——张继伟、张进与张翔，三位副主编三张桌子，挤在一间小办公室。他们的电脑旁，通常会摆几本词典，还有《论语》《古文观止》。
这是舒立团队的内核，将帅如林，才华横溢。他们几乎全都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清一色的男性，温和如保姆，心细如纳米。
早年的《财经》杂志，主打财经金融、公司产业的报道和评论，《基金黑幕》《银广厦陷阱》等构成难以逾越的“双峰”。除了高管，团队的构成泾渭分明，有海龟派与土鳖派之别。负责财经与产业的大都西服革履，平时活跃在各种高端场合；另一类就是我们，经常出没于灾难现场、大案腹地。这符合领衔者张进的一惯形象——不修边幅，发头像野草般疯长，对于妆容精致、满身名牌、小资情调，总是持一种与我何干的旁观心态。
他总是踩着一台二八自行车，穿行在大街小巷。有次试骑我的变速自行车，说“真好，真有劲”。我出差多，很少在北京，说跟他换，不肯。后来我丢了三辆自行车，他说：“你看，没人会偷我的那辆破车。”然后，扬头甩出一串清脆的笑声。
张进老师的最大贡献，是他领衔的综合组及后来分立出来的法治组、三农组、公共*策组、环境科技组等，将这本财经刊物扩展为涵盖财经时事社会文化的综合新闻大刊。当时，他靡下集合了王以超、段宏庆、任波、李虎*、王和岩、叶逗逗等新闻人。
我正式入职的见面礼，是在同一期杂志上发表海*副司令员王守业、河南上蔡艾滋县“三贪书记”杨松泉两案报道。其中《王守业“守业”未成》，可谓建国以来*方高层腐败的第一篇调查报道，我直接跑到平顶山叶县老家，见到了其父母与兄弟。
经此一役，舒立与张进派我南下，主导上海社保案的调查。后来，杨海鹏、陈中小路、赵何娟、欧阳洪亮、李微敖等陆续加入，共同参与那个*治周期的重案调查。虎将如云，编辑部多人感叹，只有张进能够如此耐心、思路清晰地调和、制服桀骜不驯的八方诸侯。“他尊重独立思考，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凌驾于同事之上，但亦不会轻易退让。”
我们有着严格的MEMO制度，就是写采访日记，这不仅能让编辑随时掌握记者的工作动向，还能有效地甄别和完善证据链。三姐的MEMO写得最好，一篇能上万字，那其实是历史碎片的底稿。
我俩没有共同采访的经历。萧辉和他一起报道太行山大水，最后一关是向*府核实。作为年轻记者，进了衙门，她想“找茬”。张进却老道地跟接待者搭讪，故意说，“哎呀，同志，我们从洪灾一线来，脚上泥巴把你们办公室弄脏了。我来打扫打扫。”扫地间隙，他问到了想要的料。出了*府大门，他耐心指点萧辉：“我假模假样扫地是为了放松他们戒备，你趾高气昂的样子，没人会理你的。”
在他指挥下，我们对每一位省部级落马高官建立档案，我们记录每一部重要法律法规的修订过程，我们身临每一起重大群体性事件的现场。以年SARS疫情集团作战为经验，我们记录了北京、上海、天津、广东等*坛大地震，还原了汶川地震、南方冻雨、禽流感等重大灾难与公共事件，以及旁观了瓮安、石首等特大群体性事件。
他像一位经验老道的刑警，从杂乱无章的线索堆中拎出一根线条，再串成严谨完整的证据链。他的这种排沙捡金、化繁为简的能力，似乎与生俱生，启发后学，润物无声。
回首当年，他在编辑部挂着地图部署地震、洪灾报道的场面，颇有指点江山、*团作战的风采。也能想象，那瘦削的面庞与枯萎的身体下，承受了多少苦痛和不眠之夜。
那时候，《财经》代表着一种新闻尺度，也有着盖棺定论的品牌地位。我们同事三年多，他没有毙我一条稿，这对一个长期身处越位线上的调查记者而言，是不可思议的。“没有发不了的稿件，无非是时机不成熟。”他说。
不少同行批评，“财经”与“财新”的文本太枯燥。其实，但凡阅历丰富，反而喜欢这类写法。通常，报纸和网络的版面富裕，同类题材可达万字，张进的刀下只剩来字。他写稿改稿，是我平生所见第一快手，故有“妙笔生花一快刀”的赞誉。
这种快与准，非十年之功不可练成。他提倡“框架式写作法”，先讲逻辑，一二三条，一二三条，大圈套小圈，层层递进，剥丝抽茧。他尤其注重文章的口子不能太多，一定要收得住。手起刀落，再点缀两句点睛之笔，如醍醐灌顶，一针见血。舒立团队还有一个不费笔墨的规则：基于详细的MEMO，如果通过严密的调查得到一个结果，不需要太多的信源与细节去证明，可以直接告诉读者结论。
或许得益于学过素描，他有一种天赋，总能用精确的、不动声色的方式讲故事。张继伟回忆，“与他对谈，会不知不觉进入一个勾勒细节、烘托氛围的状态，寥寥数语，就如银钩铁划刻出一个元宇宙。”
他千方百计保护自己的记者，比如记者陈宝成由于家中拆迁维权不幸羁押，他与舒立多方营救，后又千里奔驰接其回京；写过《邵氏弃儿》的庞皎明，多个报道接连开罪有司，他安排化名，让其继续当记者；受其恩泽的一位新闻后学说：“刚走出学校象牙塔，有幸被另一座象牙塔保护着、滋润着，满怀希冀，探索参差。”
这些超越同事的感情，以亲情而论，一点不为过。
老财经分家，他卖掉了东直门一套房子，追随舒立一起创立财新传媒。分开之时，他送给我一份奇怪但相当实用的礼物——自己写过的几份检讨书电子版。我接他的位置，努力学习他的那一点——从不让记者写过检讨，尽自己最大的可能把责任扛下来，保护好记者。
我后来采写或编发的一些报道，比如安元鼎、公共裙带，因动作太大，检讨改由杨浪先生亲自操刀。张进老师得知，约上饭局，给我分享他的一些经验与应对之策。
等我创业时，但凡我邀请的一些讲座或活动，他无一拒绝。
如果能够重新选择，我挺想继续做他靡下的记者，就像三姐那样。那段时光，是我新闻生涯中最快乐的。
被渡、自渡、渡人
听说他得抑郁症，已是又一个*治周期。新闻环境越来越差，甚至日常的生活都越来越逼仄。
他的父亲年去世时，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长得很像母亲，却继承了父亲的细致、敏感和文才。有亲人认为，张进深受父辈和旧学传统影响，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对*治生态的警觉，对社会责任和公共议题的关怀纠缠在一起，刻骨铭心，相伴一生。
新闻人总有一种可贵的天真，自诩俯视苍生，神通广大，可以赴汤蹈火，拯救他人。其实，我们都是凡夫俗子，在*经大势江河日下之时，自己都在困境中挣扎，与常人无异。
按抑友的叙述，年初，他自己觉察到了抑郁倾向；三月“两会”期间，工作加强，病情加重。在最困难的时候，他说眼中的世界是没有颜色的。
再有见面，我很小心地问答，担心有任何不合适的话触动了他。但出乎意料，他成功从抑郁阴霾中走出来，没有像一般抑友那样陷入一轮轮躁郁循环，而是渐趋稳定——他自称“软着陆”。
年，他将自己的经历发表在“渡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