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若风：文学博士、高级记者，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文化旅游部科技教育司原司长，现任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全国文体康旅装备联盟理事长、甘肃省委宣传部与兰州大学共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骈散：中国语言模块的审美张力
一
散行对句，奇偶相间，构成了汉语的平衡生态。在语言发展的早期，散行之中就不时有对句的奇峰突起。刘勰《文心雕龙·丽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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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盖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丽辞，率然对尔。《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
先圣前贤的这一语言实践，显示出汉语奇偶相参的永久规律。六朝，是对句的黄金时期，在汉代辞赋的巨大影响力下，骈文应运而生，并似汹涌的潮水，攻占了一个又一个语言滩头，文学作品的语言骈俪化了，历史、哲学著作的语言也骈俪化了，露出了骈偶过热的弊端。然而，就是在骈偶如此“发烧”的时候，散行也没有完全被抛弃，近人孙德谦《六朝丽指》指出/p>
夫骈文之中，苟无散句，则意理不明。吾谓作为骈体均如此，独碑志为不然。譬撰诗赋，往往标明作意，前列序。所以用序，盖序即散体，诗赋正文则骈也
即使在骈文的内部，也不是偶句的一统天下，四六对句固然是在唱主角，但也少不了散行的穿插、连贯。古文运动的勃兴，恢复了散行的主导地位，但古文家的散文中骈偶的成份仍然存在着，有时甚至占着不小的比例。韩愈是古文运动的主帅，而在他的《进学解》中，对句时时联翩而出，如“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篇”等等。时骈时散，一气浑成，营造出韩愈散文险峻雄健的风骨和飒飒动人的词采。由此可见，散行与对句作为语言的两支力量，彼此消长，又相互生发。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在一定的语言场合，人们或倚重散行，或倚重对句，甚至只用散行或对句，但是，总体上说，奇偶相生是古人自觉或不自觉的追求。
奇偶相生的思想明确地体现在古人的理论中。骈散给合是先秦以来的语言现象，但是，这一意识的完全觉醒是在六朝。骈句的急剧蔓延，促使人们认真思考怎样合理地使用骈句，于是，错综骈散的观点提了出来。刘勰是深深受到骈俪之风的熏染的，一部《文心雕龙》，五十篇全是精致的骈文，他对骈偶的热衷可见一斑。其《丽辞》以专篇论述对句，为对句高张旗帜，是理论界的首创。然而，他仍在该篇辨正地提出“奇偶适文”，还指出/p>
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
刘勰本人的写作也是这样，《文心雕龙》虽以骈句为主体，但每篇仍有大量的散句调和其中，形成杂佩相节的效果。
刘勰在骈偶热中强调骈散迭用，显示出理论家的冷静与清醒。刘勰之后，骈文式微，古文振起，在这样的时候仍持这样的主张，就需要理论家的勇气了。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天卷·论文意》云/p>
或云:今人所以不及古者，病于俪词。予云:不然。六经时有
俪词，杨、马、张、蔡之徒始盛。“云从龙，风以虎”，非俪耶？但古人后于语，先于意。因意成语，语不使意，偶对则对，偶散则散。若力为之。则见斤斧之迹。故有对不失浑成，纵散不关造作，此古手也。
这段话脱胎于皎然的《诗议》及《诗式》，但它议论的对象由“诗”扩展到“文”。在《文镜秘府论》中，“文”常常就是指“诗”，但此处以六经及杨、马、张、蔡为例，则显然说的是包括诗歌与散文在内的“文”。皎然是中唐人，遍照金刚也就在这一时期由日本来华留学，正值韩、柳领导的古文运动呼啸而起，到处是对俪词的讨伐之声。皎然、遍照金刚都是反对拘挛于声对的，但又认为不可将一切都归咎于声对，应该根据需要，当对则对，当散则散。遍照金刚在“文”的范围内谈这个问题，使他们的观点更具有普遍意义。
到了清代，还出现过所谓的骈义复兴。昨是今非，骈散沉浮，语言的沧桑之变，使理论家对奇偶关系有了更深切的感受。李兆洛提出“骈散合一”的口号，一时响应者甚众，谭献《复堂日记》（辛卯）云：
吾辈文字，不分骈散，不能就当世古文家之范围，亦未必有意决此藩篱也。不意三十年来，几成风气。
“骈散合一”消解了单句与对句的界线，纵意所如、挥洒漫与，这是错综骈散的自由境界。
二
奇偶相间的哲学依据是事不孤立，阴阳相生
最初，事不孤立，阴阳相生是用来解释对偶产生的必然性的。刘勰《丽辞》云/p>
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
《文镜秘府论·北卷·论对属》亦云:
凡为文章，皆须对属，诚以事不孤立，必有配疋而成。
物生有两，阴阳协调，是古人的一致看法。《老子》二章云:“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四十二章又云:“万物负阴以抱阳，冲气以为和。”万物都成双作对，语言自不例外，对句产生也就是合情合理的了。
后来，人们又循着这个思路去解释对句与单句配合的必然性。李兆洛也
在《骈体文钞序》中说:
天地之道，阴阳而已。奇偶也，方圆也，皆是也。阴阳相并俱生，故奇偶不能相高，方圆必相为用[1]
“道”有阴阳，言有奇偶，言之奇偶是“道”之阴阳的作用，也是“道”之阴阳的体现，或者说，语言的奇偶，就是语言的阴阳。扬奇抑偶，或扬偶抑奇，则会阴阳失调，不仅违背语言的规律，也违背“道”的规律。只有奇偶相辅，刚柔并用，才能合天地之“道”，尽语言之用。
清人蒋湘南也是从阴阳变化的角度来看问题的，他在《唐十二家文选序》冲说:
道一而二，曰阴曰阳；阳变阴化，奇只偶双；奇偶相间，律中官商。……是以六经之语有奇偶，文不窳而大道光也。三代以后之文，或毗于阳，或毗于阴，升降之枢，转自唐人。唐以后之文主奇，毗于阳而道欹，此欧曾苏王之派所以久而愈漓；唐以前之文主偶，毗于阴而道忸，此潘陆徐庾之派所以浮而难守。[2]
蒋湘南不只认为语言的奇偶体现出“道”的阴阳，而且将语言的奇落实为阳，偶落实为阴，并认为文章应该阴阳相等，奇偶持平，以欧曾苏王为代表的古文派因偏于散句而阳炽阴冷，以潘陆徐庾为代表的骈文派因偏于偶句而阴盛阳衰，只有六经，才是语言的典范。蒋湘南的理论有两个问题，首先，六经也是以散为主，为何没有“毗于阳而道欹”？蒋湘南的结论表现出对六经的盲目崇拜；其次，阴阳平衡并不一定要双方完全对等，奇偶相生也不一定要双方都是半斤八两，在蒋湘南之前，姚鼐也谈到文中的阴阳协调:“一阴一阳之谓道。夫文之多变，亦若是矣。糅而偏胜可也，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与夫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3]姚鼐认为，文章偏重于阴或阳是可以的，要防止的是两种倾向:只阴不阳、只阳不阴与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他讲的并不是奇偶问题，但同样适用于它。也就是说，言应该有奇有偶，至于哪一方面偏胜，那是实际需要决定的。蒋湘南的理论虽有缺陷（实际上，当时不少人都有这个问题），但是，他以阴阳关系推演奇偶关系，却是最突出的，也是最有代表性的。
以阴阳关系解释偶句的产生，进而又解释偶句与单句协调，这是思辨的跃进，也是对于偶句及奇偶关系认识的深化。如果仅仅用阴阳关系解释偶句，一个追问就会自然出现:既然万物有阴阳，语言有对偶，那么，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与偶句构成“对偶”关系的句子形式存在呢？与偶句相对的是单句，这样，偶句单句形成了更高的语言层次上的“对偶”关系。只有如此，才算是彻底地贯彻了阴阳相参的哲学原则，才算是彻底地体现了“对偶”的语言规律。
三
奇偶相生是为了求得“文”的语言效果。
刘勰在《丽辞》中以杂佩相节比喻奇偶相用，已开始从“文”的角度突出奇偶相用的意义。古人认识到，只有对立的双方相互错杂，才会有“文”。不同的的佩玉相碰撞，能发出悦耳的声音，单句与对句相配合，能造就美的言语。奇偶相间使语言在错综中显出丰厚，在流动中显出变化，在对比中显出各自的特性。
后代学者依然是这样认为的。李兆洛在《骈体文钞序》中谈到“骈散合一”时说:
孔子曰:“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又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相杂而迭用。文章之用，其尽于此乎！
蒋湘南也在《唐十二家文选序》中说:
物相杂，声成音，皆谓之文，盖犹规矩之于圆方。
清代学者看到过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两种极端的语言倾向及其弊端，一种是单一的散行，绝无偶句点染，平乏寡味，令人昏睡耳目；一种是大量堆砌偶句，忽视散行的契合，初读几句尚能引起兴奋，但“百句之偶”铺排开来，必然让人生厌。阴阳相杂，世界才文德炳耀；刚柔迭用，万物才郁然有采；语言也只有错综奇偶，才会有起伏，有节律，金声而玉振。
以“物相杂为文”论证奇偶相生，已经有足够的说服力了，但古人似乎不满足，以为它还是有些空泛，于是，有了更加具体、深入的探讨。如清代包世臣《艺舟双楫·文谱》云:
讨论体势，奇偶为先:凝重多出于偶，流利多出于奇。体虽骈，必有奇以振其气；势虽散，必有偶以植其骨。仪厥错综，致为微妙。[4]
这段话有以下方面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奇句当偶句有各自的特性。偶句凝重，典雅，雍容；奇句流利，宛转，轻曼。偶句精雕细琢，浓丽洗炼；两两相对而出，如礼如仪。文质彬彬，有雅士之风；沉静温润，有贵人之相。这是一种阴柔之美。奇句是欢腾的流水，是奔放的轻舟，是洒脱不拘的信步。这是一种阳刚之美。奇句偶句有各自的特性，是它们相杂为美的先决条件。如果它们没有各自的特性，阴不足为阴，阳不足为阳，那么，错杂与就没有意义了。
其次，奇句与偶句在错杂中显出美。奇、偶虽有各自的特性，但是，如果只有一方孤立地存在，那么，无论是奇句的美，还是偶句的美，都将无从谈起。奇、偶是在彼此对照、映衬中展示各自的美的。因为奇句的存在，偶句才显出精致、雅洁的仪态；因为偶句的存在，奇句才显出朴实、灵活的本色。奇、偶还因互存于一体而保持着自己应有的美。如果一味把玩偶句，语言就不再有凝重之美了，它刻板、呆滞、矫揉做作，并且十分沉闷；相反，要是放纵散句，没有偶句的敛合，“流利”之美就会发生变质，这就是散漫，浮躁、轻放。
再次，奇句与偶句在错杂中丰富了自己的美。奇、偶都是美的，也都是有缺憾的:奇句“流利”，但缺少沉稳、健拔的品质，缺少“捶字坚而难移”（《文心雕龙·风骨》）的力量；偶句“凝重”，美则美矣，但少了些气脉和飞动之势。奇偶相生能够弥补对方的缺陷，深化和拓展对方的美，骈因奇而“振其气”，散因偶而“植其骨”。
也许，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奇句与偶句在错杂中共同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美。这种美不是奇句或偶句某一方所具有的，它来自双方的交织、渗透、融合。如果说奇句、偶句之美是个体的美，局部的美，那么，这种美则是整体的美，全局的美。实际上，古人重视“物相杂为文”，强调奇偶结合，所寻求的首先是这种美。
四
奇偶相生符合“自然”的法则。
人们最先遇到的也是偶句是否“自然”的问题，它关系到偶句产生的合理性，以及偶句写作应遵循的规律。刘勰的《丽辞》肯定偶句的“自然”属性:“高下相须，自然成对。”皎然《诗式》亦云:
夫对者如天尊地卑，君臣父子，盖天地自然之数，若斤斧迹存，不合自然，则非作者之意。
古人最欣赏的对偶是“天生作对，不假人力”（《观林诗话》）。而批判骈文，倡导散句的人也是以“自然”为号召的，唐代独狐及《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曰:“及其大坏也，俪偶章句，使枝对叶比，以八病四声为梏
拳，拳拳守之，如奉法令。”[5]裴度《寄李翱书》也指责骈风说:“常以时世之
文，多偶对俪句,属缀风云，羁束声韵,为病甚矣.[6]
经过语言的波折，人们终于认识到，奇偶相间才是真正的“自然”。
奇偶相间的“自然”主要表现在:
变通。奇、偶的运用随机应变，随变立制，循其天然。《文镜秘府论·北卷·论对属》云:
然文无定势，体有变通，若又专对不移，便复大成拘执，可于义之际会，时时散之。
文章初无定质，如行云流水，语言或骈或散，也要随体屈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固守一种语言态势，而不知适时变化，必然会僵滞，失去“自然”的生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系辞下》），变通是万物保持生生不已的活力的法宝，也是语言奇偶错杂，因而气脉贯通、风清神朗的关键。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文镜秘府论》在强调对偶之后又特别提醒人们，“专对不移”不仅不能获得“工”、“巧”的称誉，反而给人以“拘执”的感觉，而“拘执”正是有悖于“自然”的原则的。因此，作者不可沉迷于偶对，而应趁语义的“际会”之机，插入散句，给文章透入新鲜空气。
允当。奇、散的运用要顺应语义，符合事理。刘在《丽辞》中提出:“必须理圆事密，联壁其章。”《文镜秘府论·北卷·论对属》也认为:
夫属对者，皆并见以致辞；不对者，必相因成义。何则？偶辞在于参事，孤义不可别言故也。
事理是语言的指向，它不仅是被表达的对象，而且是操纵表达的最后决定者。事理直接作用于人的语气，而语气又影响着语言的整齐与参差。正因为这一点，古人一再强调整“理”、“气”、“言”的关系，批评那种只顾语言形式，而忽视事理、磔裂语气的不良倾向。事物相参，非偶辞无以展其势；义理相贯，非单句无以骋其气。偶句的产生，是因为有相对的事理，否则便是骈拇枝指。刘勰《丽辞》说:
张华诗称:“游雁比翼翔，归鸿知接翮”；刘混诗言“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若斯重出，即对句之骈枝也。是以言对为美，费在精巧；事对所先，务在允当。
因强求对偶而造成辞义重复，这是语言的大忌。在任何情况下，“允当”总是第一位的。没有这个前提，即使对偶精巧，或散行流畅，也会从根本上伤害语言。
变通与允当作为“自然”的属性的两个方面，是相互为用的。允当决定着变通，而变化又常常导向允当。奇、偶的“自然”特征就体现在变通、允当两方面，也体现在二者的相互关系中。
五
错综奇偶反映了古人怎样的语言心理？
奇偶相生是平常语言的文学化。人们讲究奇偶交杂的“文”，实际上是要对语言刮垢磨光，使语言离开平庸与尘下，秀气内充，光华外溢。清代阮元《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盛赞孔子《文言》道:
此篇奇偶相生，音韵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节，非清言质说者比也，非振笔纵书者比也。非诘屈涩语者比也。[7]
撇开阮元的宗经思想不论，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奇偶相生的语言与糙砺的语言的区别。与“清言质说者”比，奇偶相生的语言结音摛藻，文采焕发，摆脱了质木无文的草陋状态；与“振笔纵书者”比，奇偶相生的语言一张一弛，时敛时放，远离了流荡不返的疏野情形；与“诘屈涩语者”比，奇偶相生的语言外文绮交，内义脉注，不再是结结巴巴的窘迫面孔。
阮元从两个角度说明奇偶相生的语言是如何超越鄙俗的:一是借助人的独特运思，即《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所云:“专名为文，必沉思翰藻而后可也”；二是以语言传播需要为动力，其《文言说》云:
古人以筒策传事者少，以口耳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愆误。是以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便人易于记诵，无能增改，且无方言[8]俗语杂于其间，始能达意，始能行远。
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按照阮元的理解，“文”就是要有对偶，它文词简约，音韵协畅，不仅能够达意，而且能够传送久远。这样看来，奇偶相生不只是语言形式的需要，也是达意、记诵的需要。
虽然偶句之美最终来自与奇句的互存，虽然奇句有奇句之美，但是，在语言的文学化上，偶句的地位要更突出些，因此，古人在谈到奇、偶之“文”时尤其着眼于偶句，也就不奇怪了。《文镜秘府论·北卷·论对属》云:
在于文章，皆须对属，其不对者，止得一处二处有之，若以不对为常，则非复文章。
这段话似乎说得有些绝对，即使诗歌，也并非只可一处二处不用对句。但是，强调偶句在语言升华上的作用，无疑是正确的。该书原注又云:“若常不对，则与俗之言无异。”是偶句将语言从鄙俗中解放出来。
奇偶相生是要让语言远离平庸与琐屑，但并不意味着要远离日常语言，它同时有另一种取向:将文学语言平常化。
奇偶相生的“自然”性满足了这种取向。“自然”是一个哲学范畴，《老子》二十五年章:“天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本然固有的状态，它没有受到任何扭曲、污染，纯任天放，一片率真。一切事物都以“自然”为贵，因为“自然”才接近事物的本体—“道”。语言也应是“自然”的。在老庄看来，只有平常语言才符合“自然”，而美言则是不可取的，《老子》八十一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但是，在魏晋玄学家的帮助下，具体地说，就是在“名教出于自然”这一命题的启发下，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提出“文”出于“自然”，在奇偶关系上，“文”与“自然”两种取向的共处也正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奇偶相生的语言虽然是“文”的，但也是“自然”的；虽然是超越鄙俗的，但仍是平常的。
而且，奇偶相生不只出现在书面上，也出现在寻常口语中，即使是文化程度很低的人，也会在有意或无意中讲出奇偶错杂的话，这就是“自然”，就是语言的平常性。而在另一方面，既然是奇偶错杂，那就一定有文采，在平常之中显出不平常，这就是“文”。奇偶的“文”与“自然”、文学性与平常性是一致的。
虽然偶句也可以出于“自然”，但在奇偶错杂中，最靠近“自然”的还是散行，因为散行毕竟更普通、更日常化。这就是人们在论说奇偶错杂的“自然”性时更多地着眼于散行的原因。
语言是人的一种生活形态。从更深的层次说，奇偶相间还反映出古人的一种文化心理:寻求生活的升华，但不离开现实。他们流连在奇偶相间的语言之中，语言的超卓给他们以拔出流俗的欣喜，语言的自然又使他们感到现实的温暖。奇偶相间给了他们生活的诗意。
注:
[1]诵芬阁丛书本。
[2]见同治九年重刻本《七经楼文钞》。
[3]《惜抱轩集》文六，四部丛刊本。
[4]翠琅玲馆丛书本。
[5]《昆陵集》卷十三，四部丛刊本。
[6]《唐文粹》卷八十四，光绪杭州许氏校刊本。
[7]《揅经室三集》卷二，四部丛刊本。
[8]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