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时代，为东汉末过渡至魏晋南北朝的一段关键时期，在历史时间上，是汉王朝最后一个年号;在文学史上，却标志着一个转型的新生时代。曹操作为开启这个新时代、推动新风气的领导者有着重要地位。
历来学者对曹操及曹操对建安文学的开创意义多有肯定，如胡明《关于三曹的评价问题》所言:“曹操对于建安文学繁荣与发达的贡献主要在政治上为之提供了一个稳定良好并不算太祥和的外部环境。其次是他身体力行带头为建安诗文注塑新气象，开创新传统，建立特定时代的文采风骨，使之放射异彩而作出的不朽努力。”
曹操不仅在政策与作为上对当时代造成影响，他个人的文学写作，在文学史上也独树一格，其促成的邺下文人集团所造就的文学艺术成就，对后世影响甚远。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以建安时期为诗史演进中从先秦两汉转形为魏晋南北朝的重要关键期。
乃沈德潜《古诗源》所言之“汉音”与“魏响”两阶段的转型期:在诗体形式上从以四言为主的杂言诗转向渐次格律化的五言诗;表达方式上由政治说教、空泛议论的言志诗转向景物描写、意象建构的抒情诗;审美追求从质木无文、辞达而已转向缘情绮靡;“诗”与“歌”的关系上，从两汉文人诗与乐府歌诗泾渭分明的关系到建安魏晋大量文人拟作乐府诗并披之管弦。
在建安十五年，影响士人精神与社会风气，并对建安文学形成有莫大影响的有两项重要事件，一是《求贤令》政策的颁布，二是铜雀台建立。此两项事件分别标举了建安思想风气的革新，与音乐及诗歌创作形态的革新。士人思想与行为作风的通脱以及以铜雀台为中心的清商乐演奏，对邺下文人集团的诗歌创作的形制与内容、风格造成了重要影响。
一、《求贤令》与思想的开放
曹操对新时代风气的变革与推动与其《求贤令》的颁布有很大关系。《求贤令》对建安时期的士人阶层、思想观念与社会风气，皆具有重要影响，而一个整体社会内涵的转型，连带地影响了当时代文学艺术的发展。
汉代一统的政权松动，同时也是儒术经学地位动摇之时。汉末两次党锢之祸，虽党人仍显示儒教思想下的士人气节，然两次清党，也显示出一个朝代末期的动荡不安，以及作为大宗的儒家思想已无法稳固一个国家。时外戚宦官干政严重，权贵“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
虽然国家有“察举”、“征辟”以道德考察为标准的任官选用制度，然此套制度在东汉末期，已衰弱腐化，由特定官员或士族把持，所征常是有名无实之辈，并与当时品评人事的风气结合，以致或有士人结党互评，成为沽名钓誉者晋升之手段。仲长统《昌言·意林》:“天下之士有三可贱，慕名而不知实，一可贱。”
王符《潜夫论·实贡》:“贡士者，非复依其质干，准其才行也，直虚造空美，扫地洞说。”在汉代任人以德的风气下形成的世家大族，往往成为“有德”的标竿，《潜夫论·论荣》:“今观俗士之论也，以族举德，以位命贤。”汉末人士重名重德的环境，与品鉴风气的盛行，从而影响着生长于此时代的曹操，时许劭之“月旦评”甚有影响力，曹操也必须“卑辞厚礼，求为己目”。
至曹操开始有稳定权力后，开始对此种风气有反动的迹象，并有意矫治以德名浮滥任官的情形，并抵制当时权贵名重的士族门阀势力，开启了用人标准的转型，其以功能对比于德行，以实才对比于名声。
建安八年《论吏士行能令》曰: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所谓“可与适道，未可与权”。管仲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斗士食于功则卒轻于死，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论者之言，一似管窥虎欤!
曹操反驳当时以德行为任官标准的议论，而表示要有“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论功行赏的实用态度，并言“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承平时代或许需要德行的标榜作用，然在乱世中则需要有能有才者的手腕来匡扶天下。如其于建安十二年封赏功臣所言:“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有能之才为是时起兵诛暴、匡复天下之局势所必须，而德行并非首要之选。
曹操于建安九年攻克邺城，至建安十三年收荆州刘表，大致已建立了一个以北方邺城为中心的强大政权。而在建安十五年春，曹操颁布著名的《求贤令》: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
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曹操在此直接提出了“唯才是举”的口号，以为用人非必廉士，公然打破了汉武以来儒家政治以德为贤的取士方针与观念，是对国家传统官方哲学的颠覆。曹操以当时威赫权重的领导位置诏告此令，以头领之尊做思想改革，使天下纷然而鼓动。而后又在建安十九年颁《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令曰
/p>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建安二十二年颁《举贤勿拘品行令》/p>
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着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重才轻德是此三令共同中心，求贤取士不得以德废才，曹操举管仲、吴起、韩信、陈平等人，其虽品德或有缺陷，却是能成就王业、左右局势之人。曹操不仅在征令上提出唯才是举的口号，其惜才之举亦见记载，《魏志·武帝记》:“初，公举种孝廉。兖州叛，公曰:‘唯魏种且不弃孤也。’及闻种走，公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种，公曰:‘唯其才也!’释其缚而用之。”
曹操不杀魏种因惜其才也，而一个人之信义操守非必是取决其用与不用的关键。《魏志·曹爽传》注引《魏略》载丁斐事:“初，斐随太祖，太祖以斐乡里，特饶爱之。斐性好货，数请求犯法，辄得原宥。……建安末，从太祖征吴。斐随行，自以家牛羸困，乃私易官牛，为人所白，被收送狱，夺官。……(太祖)曰:‘东曹毛掾数白此家，欲令我重治，我非不知此人不清，良有以也。
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盗狗而善捕鼠，盗虽有小损，而完我囊贮。’遂复斐官，听用如初。”《魏志·荀彧传》注引《彧别传》:“(彧)取士不以一揆，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皆以智策举之，终各显名。”丁斐私易官牛而被送狱夺官，然曹操以“盗虽有小损，而完我囊贮”，遂复其官;郭嘉等策士，也非名正有德之士，然皆被重用，各显其名，充分表现了曹操“士有偏短，庸可废乎”的观念。
求贤才之令乃曹操收天下、成霸业之所需，而此政策也有意抵制汉末有德名无实才的弊病。荀彧尝评论曹操与袁绍之别:“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恡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此德胜也。”袁绍收名誉以自饰，然所揽多“寡能好问者”;曹操则不拘声名，唯才所宜，故有实之士聚之。
曹操对人才的宽广的包容性，虽不仁不孝仍可用之，必然使得传统儒家尚德并以之作为人才选拔的判断标准的传统有所崩裂。此种摆脱儒家道德判断标准的征令，是伴随法家刑名意味的:“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夫刑，百姓之命也，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吾甚惧之。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
因功而赏，有过则罚，以客观的实用态度选才，有效发挥人才功能，是便于统御治理的方针，却也同时脱离汉以来传统儒家道德思想为尊的禁锢藩篱，使人的才能与思想能够得到多方位的发展。如陈寅恪所言:孟德求贤三令，大旨以为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或负不仁不肖贪诈之污名，则是明白宣示士大夫儒家体用一致及周孔道德之堡垒无从坚守，而其所以安身立命者，亦全失其根据矣。故孟德三令，非仅一时求才之旨意，实标明其政策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之大变革。
三道求贤令中，又以建安十五年的求贤令最具开创性地位，是曹操于建安十三年攻克刘表后，在其政治权力已稳固坚实之下，向天下诏告的求才之令，此令公开表示“贤士”的新标准，在形式上正式瓦解了汉代以道德标准为主的传统观念，更使得整体政治与社会的思想风气大开。
有学者认为三道求贤令皆具有对汉代传统儒家观念的颠覆性与重要性，因而无法轻易在此三令中标举出最具易代革命的代表，而事实上观此求贤三令，重才轻德皆为其中心，然而“唯才是举”观念的正式提出，最先见于建安十五年的《求贤令》，此令在建安十五年为天下开启了新标准，标举了一个新的社会风气的成立，具有其基础性与标竿性的地位，而建安十九年的《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与二十二年的《举贤勿拘品行令》都是对这一求才观念的延续与补充。因此我们可以说建安十五年的《求贤令》，为开启思想观念与社会风气风尚之重要标志。
在传统儒学衰弱下，社会面临着重建人生价值观念的问题，而曹操开启了一个任才使能的新方向。在开放的风气中，人们不需讲求德行名声，而凭着自身实力在舞台上大展其才，不管是政治或武功，有才即能被提拔。除了治国用兵之才，文学才思同样也被重视，曹操即为曹丕安置专职写作的文学侍从，“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一时人才汇集，彬彬大盛，“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
从一元而多元，从保守而开放，在东汉末的动荡中，曹操的政令标志了一个新的风尚。在这个不再死板恪守传统观念的开放时代，人们任情使才，一个人的价值不再是外界给予的伦理评断，而是凭个人能力所创造的成就、凭自身气质所展现的风采，“人们不再以经明行修，恪守礼法作为善和美的尺度，而是以内在的才能、气质、个性作为人格美的内容”。
《魏略》，述邯郸淳初见曹植事:“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既科头拍袒、胡舞击剑，却又能端姿正容，评混元造化;既诵俳优小说，又能论圣贤明臣、古今文章，呈现一个思想解放、作风通脱、才气纵横、果敢自信的人物形象。在开放风气下成长的曹植，其自由开放形象已是一个脱离汉代儒教传统而在建安时期发放异彩的新生文人的标志。
同时，思想的通脱，道德拘束的削减，使得士人不再拘束于礼教限制，行为自由而开放，从而能纵湎于声色享乐之娱，体会事物美感，并感受生命无常的悲哀、自身价值实践之忧惶，而建安士人诗作的慷慨之音遂也因由而起。刘师培言:“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侻。
侻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时代观念与道德思想的转变，同时也影响着文学与美学的变迁。文学脱离道德规范的法度，朝着经世济民、歌功颂德以外的方向拓展，人的审美与情感有了新的发展空间，不再只是理智抽象的思考，而是更多地朝向感性意象的抒情。不仅在写作方式、情感表达上，达到汉文人未达之高度，在写作主题上，亦写汉人之不能写或不敢写。
此种情形，可在抒情小赋及文人五言创作的兴起上看出。王粲《闲邪赋》，阮瑀、陈琳之《止欲赋》，应玚《正情赋》等，虽题名以情为邪，欲止而正之，然“情纷拏以交横，意惨凄而增悲”(王粲《闲邪赋》)，“怀纡结而不畅，魂一夕而九翔”(阮瑀《止欲赋》)，情动哀发，实无止而愈彰。游宴诗则在邺下文人的游宴活动与诗歌唱和中被大量创造，曹植、刘桢、应玚的《斗鸡诗》，不仅为当时贵族娱乐的情形留下脚注，也显示诗作的娱乐性质──诗所表现的不是严肃的主题内容，而是贵族声色犬马之娱乐。
诗的创作不再带有明显的政教目的性，脱离了严肃拘谨而走向了更广阔的局面，从抽象的言志转化为对场景的描述、意象的建构与感情的抒发，他们探索生活、社会、生命与自我，歌游宴之乐和园林之美，叹世之积乱，念生之无常，为寡妇赋诗，为离情写作，皆是在建安通脱风气下，在文学中所开启的新窗口。
二、铜雀台的兴盛
“求贤令”显示了建安时代自由开放精神的革命，建安时期思想通脱的氛围与清商乐的兴起密不可分。唯有礼教束缚的解放，具有娱乐性质以及悲越抒情特征的清商乐才能大为活跃，并造就了清商歌词创作的大盛，以及文人五言诗的成熟。
铜雀台于建安十五年冬建成，位于邺城西园，是邺下文人游宴聚会、欣赏清商、和诗作赋之地。曹操自身就率领诸子文人登台，进行大规模的文学创作活动，《魏志·曹植传》:“时邺铜爵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
建安十六年，曹丕被任命为五官中郎将，徐干、刘桢等被任命为文学侍从，于是以曹丕为中心的游宴活动于建安十六年兴起，思想观念通脱解放的结果以及游宴活动的兴盛，使追求娱乐性质的清商乐大力发展，而为新兴清商乐填写歌词也就成为文人的新风尚。清商乐则随着游宴活动的需求而兴盛，铜雀台提供了清商乐舞的表演空间，它不只是苑林空间中所竖立的具体建筑，更是一座文化中心的代表。
《宋书·乐志》记宋顺帝升明二年，尚书令王僧虔上表言:“今之清商，实由铜雀，魏氏三祖，风流可怀，京、洛相高，江左弥重。”乃清商乐与铜雀台关系的直接记载，而魏之清商的产生，必在建安十三年后。《晋书·乐志上》:“汉自东京大乱，绝无金石之乐，乐章亡缺，不可复知。
及魏武平荆州，获汉雅乐郎河南杜夔，能识旧法，以为军谋祭酒，使创定雅乐。时又有散骑侍郎邓静、尹商善训雅乐，歌师尹胡能歌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夔悉总领之。远详经籍，近采故事，考会古乐，始设轩悬钟磬。而黄初中柴玉、左延年之徒，复以新声被宠，改其声韵。”
曹操于建安十三年平定荆州，在此之前“绝无金石之乐，乐章亡缺”，直至得杜夔等识雅乐之人以及歌师尹胡、舞师冯肃等人，才使宫乐复整。《隋书·志·音乐下》:“清乐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并汉来旧曲。乐器形制，并歌章古辞，与魏三祖所作者，皆被于史籍。”可知魏之清商依用汉代旧谱，并靡有别制新声。《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言曹操:“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在建安十三年后相对稳定的曹氏政权，及建安十五年曹操《求贤令》标志的通脱风气及开放观念，士人对生命价值的重新认识与对生活及美感的重视，使得娱乐性质的清商乐有其产生背景，而铜雀台的建立，使新形态的清商乐有其表演空间。一时清商乐成为乐坛主流，以新声渗入旧式雅乐，使古老的雅乐注入了新生命的活力。《文心雕龙·乐府》:“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
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其声虽依雅乐宫调，然创作内容与目的已非前昔，内容“或述酣宴，或伤羁戍”，而“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目的非美刺教化，实为抒情而作。刘氏直以淫声郑曲称其作品，此种作品与传统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论大相背离。
如罗宗强所言:“赋诗是情有所动，写辞配乐亦然，伎乐是他(曹操)最喜爱的一种娱乐方式，为乐府旧曲填新辞，在于抒怀，而不在于教化。”而清商乐本身带有慷慨悲越的性质，“悲歌厉响，咀嚼清商”(曹植《正会诗》)，“高谈娱心，哀筝顺耳”(曹丕《与吴质书》)，“悲弦激新声，长笛吐清气”(曹丕《善哉行》)，“管弦发徽音，曲度清且悲”(王粲《公宴诗》)，而与此悲调搭配的歌辞，无异是情感荡发，哀思动人的抒情之作。诗歌的创作从一种为国家的服务性质及克己守礼的态度，转为一种个人的、抒发的任情之作。
三、清商乐的兴盛
木斋指出魏之清商乐府与汉代相和歌辞的不同在于对音乐的“消费性”与“创作性”上的差异，汉乐府包括相和歌既为宫廷之乐，仍有旧式雅乐的严肃性与不可更动性，并且由乐官专职采集创作与演奏，至建安曹氏父子所引领的游宴活动下，对娱乐性音乐的重视与需求，使得新声新辞的创作热络，文人不只是歌舞的观赏者，而同时是参与歌辞写作的创作者。
因此不管在创作的质量与数量上，在相对于汉代四百余年的短短几十年间，有了巨大的变动与提升。清商乐对先秦两汉雅乐的革命反映到诗歌领域中，就是五言诗的兴起和建安文学的自觉。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魏文兄弟崛起建安，拟则前规，多从乐府。
唱酬新什，更创五言，节奏既殊，格调夐别。”五言诗正是在清商歌辞的文人集体写作唱和中渐次走向成立，文人由乐府歌行体的创作，发展到纯粹的文人五言诗，不仅继承清商脱离政教功能的创作独立性，也在清商歌辞的抒情特质中得到养分，清商乐的盛行从而促进了五言诗的成熟。
钟嵘《诗品》言五言为“众作之有滋味者”，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为特征。“指事造形”乃是对事物的描写、对意象的具体建构，“穷情写物”指以情托物，以情入景，唯有具体的意象的书写，才能将抽象的情感带出并增色。个人的感情，也唯有透过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才能使读者如临其境，感同身受。而建安五言诗正是在此种表现艺术上有着重要的突破。
游宴诗的写景方式与抒情性，为在汉代滞固不变、枯燥乏味的言志诗注入一股新的活力。宴游活动以及诗人们对生命情趣的关怀，造就诗的题材的开放，以及以情感表达作为诗的重心的写作表现。“穷情写物”──藉由对场景事物的描写，使感情流溢而出，不同于汉诗空泛言志，而是从具体的场景阐发真切的情感。
同时“穷情写物”在情感的抒发与对外在物象场景的具体观察与描摹上，使诗人不再将眼光定焦于经术治事之主题，而转向多元的题材与书写方向，不拘一格的创作，在题材上也为往后的山水诗、游仙诗、女性诗的创作开辟道路。而对抒情与辞采的重视，也促使“诗缘情而绮的观念成熟。
木斋对于“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的相关研究，阐释了“古诗十九首”的产生时间以及相关作者问题，指出“古诗十九首”此种成熟的五言诗产生时间，必不早于曹魏建安时期，且最有可能产生于建安十六年以后，又以曹植为最有可能的写作者。笔者亦以为“古诗十九首”等作品，是唯有在建安时期的社会环境、思想风气与才人竞出的写作环境里蕴酿之后，才能产生的具有高度成就的艺术作品。
而这种环境的形成有赖于曹操建安十五年易代革命的行动。或有学者质疑成熟的五言诗如十九首在汉代即能产生，并且影响了建安时期的诗歌创作，若以建安时代，尤其建安十六年后，突然五言成熟，名篇增多，反而不自然，无法体现诗歌酝酿推进的路程。
然笔者以为，就是在于建安这个文学自觉的革命性阶段，才有可能产生成熟的五言，而此五言诗，并非散文笔法的、还带有虚词连接性的五字诗，而是“穷情写物”具有抒情性与具体意象建构的诗作。大时代的风气变动，对于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是一定会造成影响的。当时代风气开放，才者竞出，邺下文人在上位者的倡导下，纷纷逞其才气进行唱和，有意进行大量的非政教式的文采创作，造成文学创作的盛况是不容质疑的。
纵情任性的风气以及对山水园林的描写、情感与辞采的相辅相成等，对于往后六朝的士人风貌与文学创作及美学观，都开启了先声。在诗作上，对美感与情感的有意建构，以及具体场景事物的描绘──不同于风骚比兴与言志叙事诗中抽象意念的表现及对事件散文式的描述，体现了与汉代传统诗作观念不同的一种新的创作观念，成熟五言诗在此时能够大量产生是自然的，而“古诗十九首”是完全有可能在此背景下产生的。
总结
曹操《求贤令》的颁布与铜雀台的建造，都是这变动转换的时代里重要的标志性事件。求贤等令对时代风气的解放，使人的精神从旧式的儒家道德规范中走出，开拓了人生价值与生活样貌的多元性。铜雀台的建造促使娱乐性的文人清商乐府诗歌的创作大盛，并造就抒情五言诗写作的发展。“
《求贤令》的颁布，标志了一个政治上的曹操，完成了他政治人生转型的历史使命;铜雀台的建立，则标志了一个文化艺术上的曹操，奠基了一个新的文化艺术时代。”曹操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易代革命者，一个传统的颠覆者，一个新时代的奠基人，这个时代不仅只是历史的时代，更是一个文学艺术的时代。
参考文献:《关于三曹的评价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