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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宋朝以后开始流行起家训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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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提起《三字经》《弟子规》,那耳熟能详的“人之初,性本善”“泛爱众,而亲仁”便会扑面而来,但我们可曾想到这是前人的“蒙学家训”;

当我们提起《论语》《朱子语类》,那意味深长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天下之难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便会浮现脑海,但我们可曾想到这是智者的“治学家训”;

当我们提起《颜氏家训》《温公家范》,那饱含情怀的“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使之有成人之礼节”便会让人动容,但我们可曾想到这是名臣的“处家家训”;

当我们提起《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那历经沧桑的“不怨不允,但反身争个一壁静;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不经历尖锐的痛苦的人,不会有深厚博大的同情心”便会引人深思,但我们可曾想到这是父爱的“人生家训”。

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育教科书《颜氏家训》书影。来源/国家图书馆

我们不禁会问,“家训”仿佛无所不在,它究竟是什么?其实,“家训”包含着为人处世和齐家守业两个主要方面,是《大学》所言“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的践行。“家训”的载体是形式多样的,朱冬梅将之归纳为“语言形式”“文字形式”“实物形式”“实践载体”“家长身教”与“家风熏陶”,其中“语言形式”与“文字形式”是主流,可细分为“训诫(语录)、家书、家训诗、格言、家法族规、谱牒、乡约、蒙学”等。

大家通常把成书于隋朝的《颜氏家训》(颜之推晚年所著),作为“家训”文本的开端,其实先秦时期《尚书》中有大量涉及训诫的篇章,如《康诰》《酒诰》《召诰》《无逸》等,而孔子也曾把《诗经》作为教育子女的重要对象,如“不学《诗》,无以言”“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等,足见中国古代“家训”实为源远流长,它既可以是至亲长辈的谆谆教诲,也可以是帝王名臣的治世秘宝;它既可以是朴实无华的人生感悟,也可以是万古流芳的文学瑰宝。

两宋掠影,家训走向恢弘

如果给“家训”找一个里程碑,见证它由涓涓细流走向恢弘,那么宋代应该当仁不让。宋代以前,“家训”以只言片语的训诫以及后人追忆的单篇为主,集语录成册数量还比较有限,像《颜氏家训》那样能全面涉及修身、治学、理家、处世的可谓少之又少。而宋代开始,“家训”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上自君王“祖宗之法”,中为名臣“兴隆之术”,下至平民“修身齐家”。“家训”呈现出普及化、系统化与生活化的特征。

宋代“家训”中的普及化,体现为群体身份的重大突破,撰写者不仅包含帝王将相与文化名流,更包含“诸如隐士、善士、逸士、乡先生、各级州府的学生等下层士人”(刘欣所言)。“家训”的数量出现了跨越式发展,就“家训”专著而言有迹可查者为二十余部(下表列举了较有代表性的十八部),“家训”诗词而言为二百余首,此外还有形式灵活多样的“诰”“铭”“约”“规”“箴”“戒”“说”“书”“记”“序”“题”“跋”“杂言”等。

宋代“家训”中的体系化,体现为对圣贤事迹的梳理,以及对“家训”体例的完善。如刘青之甄选圣贤语录、名人事迹,生动而深刻地启迪族中子弟;真德秀从礼、坐、行、立、言、揖、诵、书等八个方面教导孩童的言行举止;司马光列举祖、父、母、子、女、孙、伯叔父、兄、弟等社会关系明确亲疏礼仪。

宋代“家训”中的生活化,体现为对择业立家与理财持家的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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