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孔子，他的种种经典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尤其对他的部分语录，诸如“三人行必有我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大家早已耳熟能详，这里就不过多赘言。总体上来说，夫子早就在我脑海里烙印着一位知书达理、博学多才的可敬形象。
一，首屈一指的是他的严谨治学。晚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还自我觉得对《易》的文辞和义理不能掌握得很透彻。编竹简的皮绳都被磨断了三次，如此专心致志，令人五体投地。他修订《诗》、《书》、《礼》、《乐》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他编撰《春秋》时”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次。说的是他编撰《春秋》时认为该记录下来的就记录下来，该删减的就删减，即使是像子夏这样的长于文采的弟子都不能改动一字一词。
二，对乐的陶醉，以及与生俱来的慧根，让众生膜拜。孔子三十五岁那年，“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说的是孔子和齐国的乐官谈论音乐，听到《韶》这个乐曲，学习《韶》乐，陶醉其中竟然三个月都吃不出肉的味道。孔子向师襄子学习练琴，师襄子几次对他说，可以增加一些新的学习内容了，孔子仍觉得不够，最终孔子从熟练曲子的弹奏技法、领悟表达思想、到了能品味出作曲者塑造的形象境界。
三，教育理念经久不衰。他的“不愤不启，举一隅以三隅反”的教学理念，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可被尊崇为教育的高境界。
正如齐景公时晏婴所说“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就其礼”。几世几代都学不完他的学问，花一生时间也学不完这些礼仪。
那么，在那个周室衰微，王朝大夏即将崩塌名存实亡的春秋时期，诸侯林立，且凭实力相互侵伐吞噬，各诸侯王求贤若渴、唯才是用，如孔子这等博学多才之人，怎么会遇不到一位贤主呢？笔者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粗略整理几次孔子仕途坎坷的经历。
其一，主动“不仕”
季桓子时，阳虎掌权，娇纵蛮横。“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是说季桓子时，阳虎掌权，季桓子本身也超越了礼法的权限，凌驾于公室之上，鲁国自大夫以下全都僭越礼法背离了正道。孔子不肯与其同流，就不再做官而离开。
孔子在卫国住了一个多月，卫灵公和夫人同乘一辆车，宦官雍渠为参乘，离开宫廷，让孔子乘坐第二辆车，大摇大摆地从闹市中穿过。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这句话是说，我从未见过他喜好德行如同喜好美色一样。于是厌恶这里的一切，离开卫国。
其二，被动“不仕”
鲁昭公之二十年，孔子三十岁，齐景公与晏子来到鲁国，景公闻孔子：“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孔子说，秦国虽小但志向远大；地处偏僻但国家所作所为得当。秦君亲自任用以五张黑羊皮赎出来的百里奚，让他执*掌国，以这样的方法治理国家，当个霸主不算什么，即使要称王天下也能做到。景公很高兴。后齐景公问*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称赞他讲得好。景公最终想要任用孔子，“将欲以尼谿田封孔子”。
晏子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不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大概说的是儒者能言善辩，不能当作法规来实行；他们傲慢自大，崇尚丧事礼仪，破费家产厚葬死去的人，不能让这种做法成为习俗；再者孔子那一套周王朝遗留的礼仪，几代人都学不完他的学问，常人花一生时间的时间也学不完这些好方法等等。最后景公在晏子的进言下，一句：“吾老矣，弗能用也。”我已经老了，不能任用你了。结束了孔子的出仕梦想，被迫离开了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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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昭王将要重用孔子，打算把有户籍名字的民社方圆七百里土地封赐给孔子。楚国的令尹子西对楚王说。孔子阐发三皇五帝的规则法度，申明周公召公所建立的功业，孔子一旦拥有封地，又有众多贤良的弟子辅佐，会像当年周文王、周武王一样最终称王天下，楚国就不能世代保住自己的疆域了。之后孔子在楚国不得仕，离开了楚国。
这样看来，孔子不得仕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情况是面对一些诸侯国君以及下臣，散失礼仪，他洁身自好不肯同流。另一种情况是凭借自身智慧与才能，将要获得齐、楚两个当时的大诸侯国过往封赐的时候，都是因为国王的谋臣进言，而失去平步青云，迈向仕途，一展雄姿的机会。
通过以上所述，无论如何一生博学多知、知书尚礼、雄才大略的孔夫子，最终没有走上理想的仕途之路。无论是出于与某些诸侯君王治理国家的*见不一，价值取向迥异，不愿意随便参*，还是由于找到理想的仕途去处后，又遭人从中作梗，仕途荒废。其结果如子牢所说：“子云‘不试，故艺’。”其实上天还是比较眷恋有识之士，没有将他的才学淹没于世，甚至为他关上一道门的同时，为他打开了脍炙人口的大窗。没能得到任用，这才学会了这么多技艺。当然，我想这只是谦虚话而已。学会这么多技艺，不是没得到任用的唯一结果。其仕途坎坷的原因，笔者有几个不成熟的想法，与大家共勉。
一， 生不逢时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正是周王朝大夏崩塌之后。百足之虫，虽死不僵。周王朝奄奄一息，名存实亡，以周公土哺，唯贤是用，唯才是举，崇尚礼德的周礼治国理念，建立起来的国家，经过岁月的洗礼，执*者的更替，影响力早已散失殆尽。就如孔子在几次逃难中感慨那样：“文王既殁，文不在茲乎？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是这样说的，周文王已经去世，周朝的礼乐制度不都存在我这里吗？上天将这样的品德降临在我身上，桓魋能把我怎么样呢！这说法虽然有些夸张的成分，但是间接说明，周礼法制已不再被芸芸众生所熟知认可。无论周礼法治有多么经典，地位多么高尚，已经被历史的车轮碾过，大众所遗弃，时代所抛却。孔子执着推崇的治国理念，注定得不到更多人的响应，而成为那个时代的弃子。
二，儒者高傲
纵观孔子的仕途之旅，一生转站于鲁、卫、郑、陈等国之间。曾经在鲁、卫等国短暂任小职员的孔子，其实是不屑的。卫国的孔文子向孔子询问计策，孔子推说不知道。后离开时说：“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像齐、楚这样的强国，一旦得到任用，就可以得到封号，拥有自己管理的属地，应该是他的希望所在，但都在谋士进言下失去入仕机会。仕途在现实里屡次碰壁，心里虽然迫切希望得到赏识，但表面言语却丝毫没有要掉价的表达。譬如孔子的弟子有很多在卫国做官，卫国国君打算让孔子参与*事。子路问孔子：卫君等待您来参与*事，您会首先处理哪件事？孔子说，一定要先端正名分，君子做什么事情都一定要符合名分。以至于子路直接回答他说：“有这回事吗，您可真是迂阔啊！有什么可端正的？”
三，单纯理想
周王朝当初，以周公旦为主要标志性的礼贤下士，树立贤士模范治国的方针，笼络四方能人志士出谋划策，将周王朝推到鼎盛。在当时历史前提下，国家、百姓才经历了商纣王的荒淫无道，残暴奢靡，这样的治国方针，让许多多才多艺的“隐士”看到了希望，再次踏入治国行列，人与人之间凭借能力位序得到摆正，不断形成的“以礼治国”名正言顺。随着社会的发展，由于周王室逐渐衰微，很多前朝旧典慢慢被遗弃。孔子作为周礼的绝对崇拜者，仍然采用旧王朝的法典，治理新生的诸侯国，让各诸侯王及更多人放弃面前的利益，放着现成的“君王”不做，回到旧王朝去为人臣，几乎是不现实的单纯*治理想。所以在在齐王和楚王将要任用孔子时，都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几百年积淀下来的周王朝法制学不完，即使能够学完应用于*，那么我们的封地还能保住吗？答案不言而喻。
四，时代特征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新的历史格局必然登上历史舞台，朝着某种规律向前运行。周幽王被西夷的犬戎所杀之后，秦、楚、齐等诸侯开始强大。周王朝的影响力，已逐渐泯灭。从实力的角度已无法支配各诸侯国的行动，不断散失绝对领导地位，名存实亡。各诸侯国君摩拳擦掌，蠢蠢欲动，都想坐上群侯朝贡的第一把交椅。只是从道义上不敢孤注一掷，毕竟诸侯之间大眼看小眼，合纵连横，谁也不想成为众矢之的。心中难免耐不住寂寞，所以才会有“楚王问鼎”发生。摆在面前的现实就是，吞噬土地，扩张领土实力称霸，这样比较具有实际意义，且一切来得快。以致诸侯间合纵连横，相互攻伐，朝秦暮楚，利益优先。显然，靠树立德行标兵，崇礼扬德，感化大众的治国理念，只能让人心里既留念又矛盾，却不被更多利益追逐者推崇。这样，孔子单纯的以礼治国方针，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
最后，我想任何成就无非“外因”、“内因”相互影响，形成外在形象结果显示。时过境迁，真相只有一个，我们也不可能回到从前。孔子坎坷的仕途，除了时代的因素，大概也有个人因素所致，就是神也有大神小神之别。当年，孔子拜别老子时，老子对他的临别赠言，我觉得还是比较客观的，毕竟旁观者清当事者迷。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这毋以有己。’”大概正是孔子的“聪明深察和博辩广大”成就了他的“圣人称号”，而注定在仕途上难有同行之人与他为伴吧！
司马迁在文末感叹，引用《诗》中的话：“’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孔子可以说是位至高无上的圣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