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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如果不写诗,我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音乐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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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音乐在唐代进入了一个发展高峰期,得益于这个时期文化经济的高度繁荣与西域文明的长期交融,音乐在这时呈现出了地域、内容、风格、意境上的极大丰富性。这样的一段历史华章,在唐代文人学士的诗文中得到部分呈现,而其音乐信息也通过其涉乐诗文保留了下来。透过灿如星辰的华彩诗文进行音乐学研究、揭示唐代音乐的历史风貌一直是不少音乐学者为之努力的方向。白居易作为唐代文坛领袖、高产诗人,他的诗文题材丰富、内容广泛、在音诗结合方面尤具特色,故他的涉乐诗文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白居易诗文中的音乐资料

白居易(--),字乐天,晚年自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他是唐代存诗最多、颇具影响力的文学家,初与元稹并称“元白”,同为中唐新乐府倡导者,后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祖籍山西太原,徙居下邽(今陕西渭南北),于代宗大历七年()生于河南新郑。白居易的一生经历了唐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八个朝代,可以说历经整个中唐时期。

建中三年(),白氏随父至徐州别驾任所,寄家符离。次年避乱越中。由于他的勤奋苦读,在贞元十六年()二月登进士第。贞元十九年,经过“书判拔萃科”的考试,被取为甲等,授秘书省校书郎,开始步入官场。宪宗元和元年(),写成《策林》七十五篇,登制科,授盩厔尉。期间,他写下了著名长诗《长恨歌》。元和二年(),白氏由盩厔调回长安,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四月,拜左拾遗。元和五年,白居易以母老家贫为由,请为京兆府判司,结果授京兆府户曹参军。在这一时期中,白居易写下了大量的讽喻诗,如组诗《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去世,他返家乡渭南守孝。元和九年,授太子左赞善大夫。次年七月,因上书请捕刺杀宰相武元衡之凶手,执政恶其越职言事,有伤名教,被贬为江州司马。在江州的三年间,白氏写下了著名的长信《与元九书》以及千古绝唱《琵琶行》。元和十四年,白居易离开江州,升任忠州刺史。穆宗即位,历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长庆二年()七月,白居易离京往杭州任刺史,以远离朋党倾轧的漩涡。在杭州刺史任上,他的生活十分惬意,甚得“中隐”之乐。三年任满后回洛阳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宝历元年(),复为苏州刺史。在文宗大和元年()春天他回到了洛阳,直至大和四年,白居易曾任秘书监、刑部侍郎、太子宾客分司、河南尹、太子少傅分司等官。武宗会昌二年(),白居易七十一岁时,罢太子少傅,以刑部尚书致仕。之后,白居易闲居洛阳,皈依佛教,以诗酒自适,期间常与裴度、刘禹锡等人举行诗酒文会,过着山林隐士式的生活。会昌六年,一代现实主义的伟大诗人在洛阳辞世,谥曰文。

白居易重视诗歌的讽喻功能,强调揭露社会弊端、反映民生疾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此外,他还要求作品“言直而切”、“事核而实”,以充分发挥其“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之社会功能。可以说,白居易的视界极为宽阔,将艺术视野延伸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众多诗文中为我们真实展现了中唐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音乐、风俗等图景以及他自身丰富的内心世界。

总之,白居易的一生思想行事,可以用他自写的墓志铭归结为:“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歌诗琴酒乐其志。”

唐诗泱泱,唐乐华华。唐诗和唐乐素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作为享誉盛名的唐代文人之一,白居易亦有着极高的音乐文化造诣,对音乐艺术作出了杰出贡献。笔者检索、统计《白居易集笺校》和《白居易全集》2二书后,得涉乐诗文共首,其中诗歌首、文章85篇。这些作品中,不仅有或洪欣骇耳或清丽怡人歌舞曲调的描写,同时还融入了作者的观赏心得、自身体验,显示了唐人的集体记忆。3此外,白居易不仅自身能够投入到各类音乐实践中,还常与友人交流切磋,建构起了具有群体特征的文人“朋友圈”。

白居易的涉乐诗文包罗宏富,内容详实具体,其诗文中既包含对乐器、乐歌、乐舞、乐人、表演服饰等音乐元素的描绘,也有作者对于音乐审美的独到思考和评论,白居易的涉乐诗文,即所有与音乐有关涉的诗歌与散文,凡诉诸诗歌、散文文本的。

白居易涉乐诗文中涉及的乐器很多。乐器是物质文明的一个标志,对于各个历史时期的音乐,是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乐器也是构成乐曲风格的重要因素,故也是判断音乐源流的重要依据。在白居易的首与音乐相关的诗文中,光写乐器演奏的作品便俯拾皆是,共首,约占整个音乐诗文的52%,重要的乐器种类如琴、琵琶、瑟、笙、笛、箫等。为了方便分析研究,笔者按其演奏方式将其乐器资料分为弹拨拉弦乐器、吹奏乐器、打击乐器三大类。其中弹拨拉弦乐器中涉及琴(五弦、七弦、素琴、陶琴、风琴)、胡琴、琵琶(四弦、五弦)、秦筝、瑶瑟、箜篌、阮咸;吹奏乐器中包括笛子(羌笛[羌管]、玉笛、鼓笛)、笙、竽、箫、笳、觱篥、角、芦管、埙篪;打击乐器中涉及钟(咸钟)、鼓(铜鼓、羯鼓、鼙鼓、街鼓[冬冬鼓]、柘枝鼓、萧鼓)、磬。现逐一分析白居易各类乐器诗的创作情况。

弹拨拉弦乐器诗作

中国的弦乐器包含拨奏、弹奏,拉奏三种演奏方式。1在我国最古老的弦乐器是琴与瑟。许慎《说文解字》中有注:“琴,禁也。神农所作。洞越,练朱五弦,周加二弦。”意思是说琴在神农时便已创制。底板有贯通瑟底部的孔,供出音之用,上古作五弦,至周增为七弦。

在白居易笔下,我们可以看到有关的弦乐器有七种,其诗文数量达到首之多。

古琴诗琴在我国的历史十分悠久,亦写作“珡”或“琹”。周人把琴当作雅乐器之一种。《诗·小雅·鹿鸣》:“我有嘉宾,鼓瑟鼓琴。”《太平御览》卷五七九引汉桓谭《新论》:“昔神农氏继宓羲而王天下,亦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后世又有“绿绮”、“丝桐”、“焦尾”、“宝琴”、“瑶琴”之名。白居易的琴诗共首,在涉乐诗作中居于首位,其情况约举数例如下:

1废琴丝桐合为琴,中有太古声。

2丘中有一士(其二)行披带索衣,坐拍无弦琴。

3秦中吟(五弦)所以绿窗琴,日日生尘土。

4和答诗十首(答桐华)截为天子琴,刻作古人形。

5松声寒山飒飒雨,秋琴泠泠弦。

6清夜琴兴是时心境闲,可以弹素琴。

7夜琴蜀桐木性实,楚丝音韵清。

8食饱浅酌一杯酒,缓弹数弄琴。

9和殷协律琴思烦君玉指分明语,知是琴心佯不闻。

10寄崔少监入秋神骨爽,琴晓丝桐清。

11洛下寓居夜窗幽独处,琴不为人弹。

12松下琴赠客松寂风初定,琴清夜欲阑。

瑟诗瑟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拨弦乐器,形似古琴,但无徽位,又名“瑶瑟”、“锦瑟”、“古瑟”、“云和瑟”等,瑟在春秋时已流行,常与古琴或笙合奏。最早有五十弦,后又有二十五弦、十五弦等种。《诗·唐风·山有枢》中有:“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6唐人刘知几在《史通·断限》中曰:“胶柱调瑟,不亦谬欤!”瑟在演奏时,多弹散音,或一弦一音。到了隋唐时期,它虽多用于清乐,但仍具有一定的地方性风格。白氏涉乐诗文中,共有10首提及瑟,现列举如下:

1虾蟆可独瑶瑟前,污君鹿鸣歌。

2醉歌罢胡琴,掩秦瑟,玲珑再拜歌初毕。

3题西亭此宜宴嘉宾,鼓瑟吹笙竽。

4得景妻有丧景于妻侧奏乐妻责之不伏铿锵无倦于鼓钟,好合有伤于琴瑟。

胡琴诗歌“胡琴”,唐时泛指非中原传统乐器。我国古代将北方和西方的民族称之为为胡。胡琴,即是指外来的少数民族乐器。在白居易的笔下,“胡琴”诗共有4首,具体如下:

1醉歌罢胡琴,掩秦瑟,玲珑再拜歌初毕。谁道使君不解歌,听唱黄鸡与白日。

2九日宴集醉题郡楼兼呈周殷二判官胡琴铮鏦指拨剌。吴娃美丽眉眼长。

3池边即事毡帐胡琴出塞曲,兰塘越棹弄潮声。何言此处同风月,蓟北江南万里情。

4筝移愁来手底,送恨入弦中。赵瑟清相似,胡琴闹不同。慢弹回断雁,急奏转飞蓬。

琵琶诗琵琶,初名有“枇杷”,又有“秦汉子”、“汉琵琶”之名,弹拨乐器。我国中古时被称作“琵琶”的乐器有多种,来源亦有不同。其中有三种多次被古籍载录。《释名·释乐器》云:“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傅玄《琵琶赋·序》云:“《世本》不载。作者闻之故老云: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使工人知音者载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之乐。观其器:中虚外实,天地象也;盘员柄直,阴阳叙也;柱有十二,配律吕也。四弦,法四时也。以方语目之,故云琵琶。取易传于外国也。杜摰以为,嬴秦之末,盖苦长城之役,百姓弦鼗而鼓之。二者各有所据,以意断之,乌孙近焉。《释名》所及琵琶或原流行于波斯、阿拉伯等地,汉代传入我国。南北朝时期又有琵琶由西域传入,非华夏正器。这类琵琶,在文人世界里,它的文化内涵和美学趣味与古琴是大相径庭的。但这并不能抹杀琵琶“多于饭甑,措大多于鲫鱼”,盛行于唐代的历史事实。

的确,在白居易的涉乐诗文中,琵琶诗创作数量较多,共有22首,居于乐器中第四位。现兹举数例如下:

1江南遇天宝乐叟白头病叟泣且言,禄山未乱入梨园。能弹琵琶和法曲,多在华清随至尊。

2琵琶引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

3听李士良琵琶声似胡儿弹舌语,愁如塞月恨边云。闲人暂听犹眉敛,可使和蕃公主闻?

4寄微之何处琵琶弦似语,谁家呙堕髻如云。

5春听琵琶兼简长孙司户四弦不似琵琶声,乱写真珠细撼铃。

6琵琶弦清拨剌语铮铮,背却残灯就月明。赖是心无惆怅事,不然争奈子弦声?

7吴官辞坐对珠笼闲理曲,琵琶鹦鹉语相和。

8酬周协律凿落愁须饮,琵琶闷遣弹。

9赠杨使君银衔叱拨欺风雪,金屑琵琶费酒浆。

10宿杜曲花下小面琵琶婢,苍头觱篥奴。

11对酒五首眼前流例君看取,且遣琵琶送一杯。

12哭师皋何日重闻《扫市》歌?谁家收得琵琶妓?

筝诗筝是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是以弹奏的音响效果命名的弹拨类乐器,其行类瑟,但是比瑟稍小,传为秦时蒙恬所作。汉应劭《风俗通·声音·筝》云:“筝,谨按《礼乐记》‘筝,五弦筑身也。’今并凉二州筝形如瑟,不知谁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隋书·音乐志下》载:“丝之属四:一曰琴,神农制为五弦,周文王加二弦为七者也。二曰瑟,二十七弦,伏羲所作者也。三曰筑,十二弦。四曰筝,十三弦,所谓秦声,蒙恬所作者也。”在公元前年以前,筝已在秦国民间流行开来。

在白居易的诗文中,共有18首诗中提及到筝,现列举数例如下:

1废琴不辞为君弹,纵弹人不听。何物使之然,羌笛与秦筝。

2题周皓大夫新亭子二十二韵笛怨音含楚,筝娇语带秦。

3听崔七妓人筝花脸云鬟坐玉楼,十三弦里一时愁。

4听夜筝有感江州去日听筝夜,白发新生不愿闻。

5霓裳羽衣歌磬箫筝笛递相搀,击擫弹吹声逦迤。

6夜招晦叔高调秦筝一两弄,小花蛮榼二三升。

7夜宴惜别筝怨朱弦从此断,烛啼红泪为谁流?

8筝慢弹回断雁,急奏转飞蓬。

9夜闻筝中弹潇湘送神曲感旧殷勤湘水曲,留在十三弦。

箜篌诗最早记载箜篌的是《史记》,《史记》中称之为“坎侯”或“空侯”,它有三种形制:竖箜篌、卧箜篌、凤首箜篌。《旧唐书·音乐志》中对箜篌的描写如下:“﹝卧箜篌﹞形似瑟而小,七弦,用拨弹之……竖箜篌汉灵帝好之,体曲而长,二十有二(一作“三”)弦,竖抱于怀,用两手齐奏,俗谓之擘箜篌。”2它是唐代乐队中主要的常规乐器,多部乐中都有使用,在坐立部伎中也有它的身影,既可以演奏旋律也可以演奏和弦。

在白居易的诗文中,仅有1处提到了箜篌,即《霓裳羽衣歌》中:

湓城但听山魈语,巴峡唯闻杜鹃哭。移领钱唐第二年,始有心情问丝竹。玲珑箜篌谢好筝,陈宠觱栗沈平笙。清弦脆管纤纤手,教得霓裳一曲成。

涉乐诗文与音乐思想

白居易一生钟爱音乐,创作了众多音乐诗文,据笔者初步统计,其中涉及音乐思想的诗文共46首,本节将通过整理爬梳白居易的涉乐诗文,尝试厘清其音乐思想,以期为后续分析中唐夷夏音乐问题提供一种参照。

传统儒家思想对白居易的音乐观影响颇深,透过其诗文不难发现,白居易非常重视传统乐教思想,他认为音乐可反应政治的得失。同时,白居易对“正始之音”、“郑声”以及各类新乐亦有着自己明确的观点,面对当时的社会环境,白居易极力主张“销郑卫之声、复正始之音”,然而在生活中白氏并非只有理性道德伦理层面的自我约束,在其内心感性世界,他对新曲还是保留宽容甚至欣赏态度的,关于这一点在其诗文中有明确体现,下文将作具体论述。此外,白居易在继承前人的传统音乐思想上亦有所创新,提出了不少独到见解。比如“无声之美”,对于音乐与情感的联系,他认为“音乐不仅可以表达人的情感,更有感化人心的作用,”两者有着不可分割的系等。总之,覆盖面广泛的各种音乐思想合力构成了白氏自成一家的音乐审美体系。

对中原古乐、外来新乐的态度儒家思想在唐代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为白居易等文人群体所接受。其音乐思想最重要的一点即认可音乐的教化作用、强调音乐与政治的关系。体现此种观念的诗文有很多,如白居易在《策林序》中写道:“元和初,予罢校书郎,与元微之将应制举,退居于上都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这七十五门中有《议礼乐》、《沿革礼乐》、《复乐古器古曲》专论礼乐;《兴五福销六极》、《刑礼道》、《救学者之失》论述礼乐的作用。这些都充分说明了白居易对传统乐教思想的重视。3此外白居易对“正始之音”、“郑声”有着鲜明的态度,他推崇纯正的雅乐,认为应该“销郑卫之声、复正始之音”。在新乐问题上,作者虽然受传统儒家思想,认为复兴古乐是非常必要的,然其内心对各类新生音乐亦是非常喜爱,如“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

音乐与政治的关系

其基本观点是:政治的得失决定音乐的哀与乐,音乐的哀与乐又要能反应出政治的得失,该观点是白居易音乐思想的基础。《白氏长庆集》卷四八《策林六十四复乐古器古曲》一文中指出:“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益政和则情和。情和则声和而安乐之音由是作焉;政失则情失,情失则声失,而哀淫之音由是作焉。斯所谓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本文一再强调:和顺曲风、协调神人,与音乐本身的变更并无关联。和平的时代即使听桑间濮上之音,人们的感情也不会放纵、不会哀伤;动乱不定、政治腐败的朝代,即使听《咸》、《韶》之乐,人们的感情也不会平和欢乐。由此,实现音乐的教化的作用并非通过乐器更换、变易古曲、废古咏今就能实现。重要的是要“替其政”,如此,才能“和其情”,“和其情”才能“乐其声”。他还在《华原磬》、《骠国乐》等诗章中借古说今,形象而又生动地阐明了上述观点。

如在《华原磬》这首诗中,“华原磬,华原磬,古人不听今人听。泗滨石,泗滨石,今人不击古人击。今人古人何不同,用之舍之由乐工。乐工虽在耳如壁,不分清浊即为聋。梨园弟子调律吕,知有新声不如古。古称浮磬出泗滨,立辨致死声感人。宫悬一听华原石,君心遂忘封疆臣。果然胡寇从燕起,武臣少肯封疆死。始知乐与时政通,岂听铿锵而已矣。磬襄入海去不归,长安市儿为乐师。华原磬与泗滨石,清浊两声谁得知。”诗中的“泗滨石”是出自山东泗水的一种石头,古时用作磬。白居易通过泗滨石与华原磬作对比,如今的君王只听华原磬而不听泗滨石是忘了边防将士的象征,敌人侵略我边疆,将士怎能拼死保卫家国。这首诗完美的体现了白居易的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即音乐是体现政治的,如今皇上喜好的音乐体现了政治的颓废,白居易之所以厌恶“正始之音”也是因为其是政治颓废的象征,音乐体现政治走向,欣赏音乐不是仅仅欣赏它的铿锵声响,更应该欣赏背后的情怀与含义,故而白居易忧虑国家的未来。

另外,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到“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认为文章和诗歌应该有其功能性,即反映现实,述说实事。此外,白居易在《新乐府序》提到:“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亦契合白居易“音乐与政治一脉相承”的音乐思想。在《策林六十二仪礼乐》里也提到:“序人伦,安家国,莫先于礼;和人神,移风俗,莫尚于乐。二者所以并天地,参阴阳,废一不可也。何则?礼者,纳入于别而不能和也;乐着,致人和而不能别也。必得礼以济乐,乐以济礼,然后和而无怨,别而不争。是以先王并建而用之,古理天下如指诸掌耳。”6总之,白居易始终认为音乐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音乐是应该反映政治且为政治服务的,在他的许多诗中均有提及,代表性的作品是《法曲歌》:

法曲法曲歌大定,积德重熙有余庆。永徽之人舞而咏,法曲法曲舞霓裳。政和世理音洋洋,开元之人乐且康。法曲法曲歌堂堂,堂堂之庆垂无疆。中宗肃宗复鸿业,唐祚中兴万万叶。法曲法曲合夷歌,夷声邪乱华声和。以乱干和天宝末,明年胡尘犯宫阙。乃知法曲本华风,苟能审音与政通。一从胡曲相参错,不辨兴衰与哀乐。愿求牙旷正华音,不令夷夏相交侵。

白居易在诗中说,《大定》、《霓裳》、《堂堂》这些法曲都是经典,应该被广泛传播,然而中唐后期《法曲》却十分混乱,竟然还杂糅“邪乱”的胡声,这便是政治腐败、生灵涂炭的表现,后期的安史之乱同样证实了这样的观点。音乐与政治是相通的,作者从这些法曲的更替看到了国家的颓唐,由此感到深深的危机,于是呼吁:但愿有伯牙和师旷那样的大师来改变音乐领域的混乱现象。

对“正始之音”与“郑声”的看法

古往今来一直不乏尚雅贬俗的声音。师旷首开先河,他认为“新声”是衰亡的兆头。孔子也持同样的观点:“恶郑声之乱雅乐”,主张“正乐”、“放郑声”,使“雅颂各得其所”。荀子认同此说法,并提出“禁淫声,以时顺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这种思想影响甚广,即使是当时思想较为开放的文人雅士也都认同这一观点。例如嵇康曾说:“若夫郑声,是音乐之至妙,妙音感人,犹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丧业,自非至人,孰能御之”。

白居易对于“正始之音”、“郑声”及“新声”的看法与之前传统观点多有相通。他反对“众耳喜郑卫”,坚持“琴亦不改声”。在《复乐古器古曲》中白居易提出“正始之音”一词,主张“销郑卫之声,复正始之音”。2那么,何谓“正始之音”?白居易在其诗歌《清夜琴兴》中有所论述:

月出鸟栖尽,寂然坐空林。是时心境闲,可以弹素琴。清泠由木性,恬澹随人心。心积和平气,木应正始音。响余群动息,曲罢秋夜深。正声感元化,天地清沉沉。

诗人对雅乐与郑乐的爱憎、褒贬极为鲜明。“尔听五弦信为美,吾闻正始之音不如是。”他认为郑卫之音不是纯正的雅乐,其所表达的感情不值得称道,而“正始之音”才具有真正的美感,白居易甚至提出“销郑卫之声、复正始之音”。这一论点在《五弦弹》中亦有鲜明体现。《五弦弹》一诗说的赵璧是弹奏五弦的高手,五弦是五弦琵琶,诗中写其演奏“凄凄切切复铮铮”、“冰写玉盘千万声”,这几句诗闻之凄切,不忍卒读。于是白居易由此说明《五弦弹》的声音情绪激越,往往使人感情投入过多,而“正始之音”却往往能使人心情平和,充满“恬淡”、“清冷”之气。这也完全符合《乐记》中提到的“一弹一唱再三叹”,使听者不知不觉的心平气和。

对待新曲的态度

通过分析白氏涉乐诗文,我们可以发现他对新曲的态度十分矛盾。一方面,他崇尚传统音乐美学思想中的“上太古”、排斥“丝竹”,比如在《废琴》中,他先是为我们介绍了古琴的由来,“丝桐合为琴,中有太古声”,肯定了它的地位,继而指出古琴却被人废弃已久,“废弃来己久,遗音尚泠泠”,诗人很是同情古琴的遭遇。最后提到“何物使之然?羌笛与秦筝。”原来是羌笛与秦筝这些“新声”使得古琴受此冷遇。另一方面,实际生活中他对这些民歌新乐却又十分喜爱。从他的许多诗文都可以找到他对这些乐曲喜爱的例证,如《杨柳枝八首》(之一):

六幺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

诗文意思是说《六幺》、《水调》这类古曲民歌已然处处传唱,大家姑且放置不听而去欣赏新曲《杨柳枝》。

又如《杨柳枝二十韵》中:

小妓携桃叶,新声蹋柳枝。妆成剪烛后,醉起拂衫时。绣履娇行缓,花筵笑上迟。身轻委回雪,罗薄透凝脂。笙引簧频暖,筝催柱数移。乐童翻怨调,才子与妍词……玉敲音历历,珠贯字累累……重重遍头别,一一拍心知……取来歌里唱,胜向笛中吹。曲罢那能别,情多不自持。缠头无别物,一首断肠诗。

歌妓演唱的是新歌——杨柳枝,由“玉敲音历历,珠贯字累累”可知歌者的乐声美妙动听,让听者感到心情愉悦。白居易在《杨柳枝二十韵》序中写道:“《杨柳枝》洛下新声也,洛之小妓有善歌之者,词章音韵,听可动人,故赋之。”白居易不仅仅赋诗赞美新曲,并且还为新声填词,比较著名的有《竹枝词四首》、《杨柳枝词八首》等。这些诗歌都证明了白居易并非真正厌恶新曲。

白居易产生这种矛盾心理是有其原因的,正如前文所述,在政治上,他重视“乐教”的作用,他的文艺观是为他的政治理想服务的,所以他反对新声、新曲,但同时白居易是一个乐于体验民间生活的现实主义诗人,他曲折的人生际遇令其感触颇多,而多样化的新曲可以填补其感性表达的缺口,让他感受到生命的自由。因此,虽然他在理论上予以排斥新乐,但实际生活中他又十分喜爱,尝试摆脱传统束缚进而发现了民间音乐的魅力。

白居易的其他音乐思想

白居易的音乐思想虽是对传统儒学思想的继承,但得益于他深厚的音乐修养,故在继承的同时多有创新和发展,如在其许多诗文中阐述的“无声之美”;此外,对于音乐与情感的关系,他提出了“唱歌即唱情”的观点,认为音乐与情感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下面将依次对白氏的其他音乐思想进行阐释。

(一)“无声之美”在音乐诗中的体现

“无声之美”出自《道德经》“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解释道“听之不闻名曰希,不可得闻之音也。有声则有分,有分则不宫而商矣。”1由此可知,古人认为音乐的最高境界即“无声之美”。白居易在此审美理念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提出了自己独到的音乐思想。

最能体现“无声之美”的艺术作品是白居易的《琵琶行》。《琵琶行》是白居易的一首经典长篇乐府诗,这首诗将“无声之美”发挥到极致。先是“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激昂的表演戛然而止,虽然此处的“无声”并不完全等于老子的“希声”,但毫无疑问,二者有很多的一致性,是一脉相承的。换言之,白居易此处的“无声之美”是将传统的“希声”上升到“美”的高度。无声停顿后,音乐再起,“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之后迎来曲调高潮,“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在乐曲末尾,音乐骤然停止,巨大的反差后让人静静回味“无声之美”。

音乐是无形的,需要用心去体会。白居易展现了一个“无声”的美妙世界,这是他在传统音乐思想上的创新。

(二)音乐与情感的关系

对于音乐与情感的关系,古人早在春秋时期就有清晰明确的认识。孔子就曾对音乐与情感的关系作过系统表述,他在主张在“为政以德”同时兼顾注重音乐的作用,提出“易风移俗莫善乎乐,安上治民莫关乎礼”,认为音乐不仅可以表达人的情感,更有感化人心的作用。同样,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白居易虽认可音乐是为政治服务的观点,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他认为音乐在表达情感、教化民风等方面越来越无可替代,音乐与情感有着紧密的联系。

体现以上观念的诗文较多,比如他曾在《问杨琼》中写到:“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唯唱声。欲说向君君不会,试将此语问杨琼。”这首诗便鲜明地体现了白氏对“音乐与情感”的看法,他认为包括音乐在内的所有艺术形式都是情感表现的载体,因此,音乐既重视唱声,又重视唱情。

中唐在历史、文化上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作为唐朝最高产的作家,白居易的一生几乎经历了整个中唐时期,他的诗作不仅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在音乐史上亦有着极高的研究价值。

唐代音乐种类,从总体上划分,包括前朝遗乐与当代新乐。这里的“新乐”,除了中原地区人民创作的新曲调,还指胡夷之乐。汉晋时期,异族音乐就开始向中原输送,到南北朝时期,更是出现了空前的民族融合,胡乐在华夏大地已然占得一席之地。初唐、盛唐时期,唐人以开放的心态、兼容并蓄的政策接纳异族文化艺术进入中原地区,我们必须承认,胡乐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受到了广泛欢迎,形成了雅、俗、胡三足鼎立的格局。既然是三足鼎立,就说明华夏音乐的发展态势并不比胡乐弱,而且“胡乐入华”是夷夏双方相互借鉴、多层次融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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