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孟外孔：谈谈如何扬弃始祖孟子的精神人格
内孟外孔：谈谈如何扬弃始祖孟子的精神人格
孟繁森（孟子74代孙、北京哲学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内容提要：孔子孟子同为圣人，但精神人格却不尽相同，孔子温文尔雅，孟子血性刚烈。孔子的风格适用于官场职场，孟子的精神适用于内在修养。结论：继承孟子遗产应当坚持“内孟外孔”。
（1）只有扬弃孟子精神人格，才能将其发扬光大。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气质性格，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既以后天习得为主，也受遗传基因的先天影响。
孟子后裔有两点与始祖密不可分。其一，血管里流动着孟子的热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物质无限可分，基因代代相传，无论经过多少次重组与整合，孟子的基因在其后裔的身体里永远像一江春水那样剪切不断；其二，举凡孟子后裔，无论是否识字，都会真心向往孟子的精神人格，自愿接受孟子思想文化的熏陶。前者归为基因影响，后者化入后天习得，久而久之，孟子的精气神，渐次充盈在每个孟子后裔身心之中，成为无形的孟家族徽。
然而，自然地接受孟子的基因遗传和后天影响，不如自觉地扬弃孟子的精神人格，更能把始祖的宝贵遗产发扬光大。如何扬弃和发扬光大，值得广大宗亲深入思考和研究，现将我对孔孟思想比较研究的断想写在下面，就教于大方之家，并以期引起讨论。
（2）孟子是儒学的传人和“终结”者。
据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春秋以降，儒者宗师仲尼。战国时期，儒学一分为八，其中主要有两派，一是孟子出子思一系传道，二是荀子出子夏一系传经，而后学多以孟子的传道派为正宗。孟子之少也，其舍近墓，后孟母迁其舍至市旁，再迁至学宫之侧。孟子嬉戏乃设俎豆，揖让进退。及长乃学六艺，卒成大儒之名。唐代鸿儒韩愈断言：儒学之道始于孔子，传于孟子，其后不得传。窃以为此言不虚。
孟子是世人公认的孔子之后最大的儒家学者。他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那么孟子所“私淑”的“诸人”是何许人呢？《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汉书.艺文志》本注则说孟子是“子思弟子”。有人以为《汉书.艺文志》是对的，《史记》错在“门”字之后衍一“人”字。而据考证和推论，即使子思活到八十岁，距孟子出生还有三十多年，孟子不可能直接受业于子思。孔子去世后，儒学歧路亡羊，邹鲁学者大多只对孔子学说中的“礼容末节”感兴趣，而“不见其大”者；只有子思“上探本与天道，下及经纶天下之大经”，继承弘大了孔子学说。孟子受其影响而进一步发扬光大，使儒学面目一新。可见子思是孟子所私淑的诸人中对他影响最大的。除子思外，他还研究借鉴了许多其他学者的言论和学说，所以才说“私淑诸人”。
（3）孟子为弘扬和发展孔子学说做出了重大贡献。
孟子做为亚圣和儒家学派的第二把手，其思想和学说主要渊源于孔子，并为弘扬和发展孔子学说做出了两个最大贡献：其一，在儒家思想传统中，辟斥“异端”，弘扬儒道，历来被视作儒者的天职，不如此则不足以成为圣人的门徒。而能够立于儒家道统之本位，视当时充斥天下的杨朱墨翟之言为“违戾正道”之“异端”力加辟斥者，始於孟子。其二，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孔子认为仁是人的最高德性。但孔子论仁，往往就事论事，随问而答，缺乏集中而详尽的论述。综观孔子对仁的界定，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爱人”，二是“克己复礼”，二者各有应用的范围，前者是以仁待人，后者是以仁律己，二者合起来涵盖了人类道德生活的全部范围。然而，仁从何来？人为什么必须以仁待人和律己？这些问题，孔子并没有作出回答，更深层面的理论论证，基本是由孟子完成的。孟子提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并从心、性、仁三者的关系上对仁进行了论证，视仁为人心的本质属性和人性的基本内容，从而解决了仁的来源和根据问题，把孔子的仁学推进到心性论的深度和本体论的高度，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儒学大师朱熹评价说：“孟子发明四端，乃孔子所未发。人只道孟子有辟杨墨之功，殊不知他就仁心上发明大功如此。”（见《朱子语类》卷五十三）
（4）孟子精神人格英气逼人，气贯长虹。
宋儒评价孟子“有英气”。孟子那种以个体人格为中心的倨傲风范，那种“说大人，则藐之”的狂狷人格，那种“圣人与我同类，万物皆备于我”的主体意识，那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那种“民贵君轻”、“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万古流芳的豪言，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确实英气逼人，气贯长虹！若将古语“儒侠同源”比之孟子，亦可谓信矣哉！
孟子英气逼人，英气迷人，确是难能可贵的大好事，但好事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转化成坏事。优点与缺点常常是一体两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真理再向前走一小步就会变成谬误，优点和长处用得不是地方就会变成缺点和短处，遭遇麻烦。孟子的“三不主义”，他的“冻死迎风站，饿死挺肚皮”精神，以之砺志则可，用来指导处世就要作分析。换言之，做人要做这样的人，做事（包括说话）如果也要这样做，那就难免到处碰壁。
以孟子本人为例试析之。
孟子出道之时，正是“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皆以图存获利为目的的时代；能言善辩的游说之士，仅凭口舌之辩，即可一夜富贵。当其时也，策士如云，无不投人所好，比较著名的就有公孙衍、陈轸、苏代、苏厉、甘茂、淳于髡、鲁仲连、范雎、郭隗、公孙龙、虞卿、蔡泽、姚贾等一大批人。他们各持一说，到处游说，而且大都投机取巧，随机应变，苏秦、张仪者流更是朝秦暮楚，纵横捭阖，先后博得六国相印。先是，商鞅曾以帝道、王道游说秦孝公不成，然后即以霸道——“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之耳”，于是商鞅受到秦国重用。商鞅入秦时孟子约十一二岁，商鞅被杀时，孟子三十四五岁。春秋无义战，战国战无义。孟子目睹连年战乱，痛心疾首，在痛苦的探索中形成了以王*而不以战争安邦治国、统一天下的学说和主张，年逾五十开始游说梁惠王，指望惠王推行其道。然而惠王不能用，三年后孟子离梁返邹入齐，五十四五岁做了齐国的客卿（客卿是给外籍官员的封号），后以母丧归葬于鲁，鲁不能用，复入齐。齐攻占燕国，孟子建议齐王见好就收，为燕国立一傀儡君主而后撤出，齐王以为此议不妥，未予采纳。不到两年齐*就遭到燕人的反抗；各诸侯国也怕齐国因此而更加强大，纷纷反对齐国吞并燕国，齐*在各国压力和燕人反抗之下败退撤回。为此，齐宣王自觉既没面子，又愧对孟子，孟子也觉得再呆下去很没趣，在花甲之年辞官离齐，返邹，过宋，为滕制井田。然滕国地域偏狭，终不能有大作为，遂告老还乡，与弟子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胸怀大志，才华横溢，却怀才不遇，不受赏识，在哪个国家都没呆上三年。何耶？除“陈义既高，不为时主所悦，又以道自重，不肯下人”外，也与其言行充满狂狷之气关系极大，是“故难进易退，所至之国，未尝有所终三年焉”！孟子的狂狷人格之不受欢迎，可以从他与孔子的对照中得到说明。
（5）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二圣学说同中有异。
孟子学说源出孔子，又与孔子学说存在很多不同之处。正如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进入同一河流，两个人就更不可能；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也不会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
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他认为志士仁人应当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成全仁德，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而孟子则在孔子“仁”学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义”的学说，所谓孔曰杀身成仁，孟曰舍生取义是也。仁和义有同也有异：“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仁者爱人，义者助人；仁者博爱（泛爱众），义者广利；仁是尚慈，行仁需要“奉献爱心”；义是豪举，守义需要“见义勇为”，拿来出勇敢精神。孟子的“义”，凝聚着广利天下的高尚情操和*治理想，他把“义”看得比生命还要珍贵，他坚持正义的信念“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因此，虽然“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认为，有“义”在胸，即可成为奉行“三不主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6）孔子温良恭让，孟子血性刚烈，二圣气质区别明显。
孔子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不同的环境，应该拿出什么表情、什么动作、什么语言，都是一丝不苟，准确而稳妥。据《论语》一书记载：孔子在本乡之地，显得温和恭敬，就像不会说话一样。但他在宗庙里、朝廷上，却很善于言辞，只是说得比较谨慎而已。他同下大夫说话，温和而快乐；同上大夫说话，正直而公正；在国君面前，他又表现出恭敬不安的样子，并且仪态适中。国君召他去接待宾客，他的脸色会立即庄重起来，脚步也快起来，向和他站在一起的人作揖，手向左或向右作揖，衣服前后摆动，整齐不乱。他快步走的时候，像鸟儿展开双翅一样。宾客走后，他还要向君主回报说：“客人已经不再回头看了。”孔子走进朝廷的大门时，总是显出一副谨慎而恭敬的样子，好像那里没有他的容身之地。站，他不站在门的中间；走，他也不踩门坎。经过国君的座位时，他的脸色会立刻庄重起来，脚步也随之加快，说话时好像中气不足一样。当他提起衣服下摆向堂上走的时候，就表现出恭敬谨慎的样子，屏住气息，好像不喘气似的。退出来时，走下了台阶，脸色才舒展开来，显出怡然自得的样子。走完了台阶，又快快地向前走几步，姿态仍像鸟儿展翅一样。回到自己的位置，还表现出恭敬不安的样子。孔子出使别的诸侯国时，手持圭片，恭敬谨慎，像是举不起来的样子。向上举时好像在作揖，放在下面时好像是给人递东西。脸色庄重得像战栗的样子，步子很小，好像沿着一条直线往前走。在举行赠送礼物的仪式时，他显得和颜悦色。和国君举行私下会见的时候，心情更是轻松愉快。
孟子的言谈举止则是谦柔不足，刚强有余，他是一位“抗上”之人。第一，孟子主张君臣关系应以道义为基础，如果君主无道，臣民不仅可以抛弃之，甚至可以推翻之诛灭之。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是向君主要平等，简直无疑于与虎谋皮；第二，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公然把老百姓置于帝王之上。这样的观点，即使在今天的世界上，也未必能有通约性，何况那个时代！第三，孟子与君主谈话，常常话题尖锐，口气咄咄逼人，他向齐宣王问话时，直问得对方无言以对，只能“顾左右而言他”，转头去看其他大臣们，扯些别的话题。这样的下级，会受青睐吗？第四，君主召见孔子时，孔子不等马车驾好就动身出发了。而孟子却反其道而行之，有一次他正要去见齐王，不料齐王派人对他说：“我本该来看望你的，但是我有怕冷的毛病，不能吹风。明天早晨，我将临朝听*，不知你是否肯来让我见一见？”孟子却回答说：“我不幸生了病，不能到朝廷上去。”其实那天他并没有病。套用一句俏皮嗑：上级说有病就有病，没病也有病；你没病说有病，有病也没病。啊，君主说自己有病你不高兴，让你去见他一面，你却说自己也有病，这不是成心吗！第五，他给别人出主意，别人照他的话去做却丢了官，这样的事也是有的。孟子对一个叫蚔蛙的齐国大臣说：你请求担任法官，已经几个月了，还不可以进谏吗？蚔蛙向齐王进谏而不被采纳，便辞官而去。齐国有人议论说：“孟子替蚔蛙出的主意倒是很好了，他怎么为自己考虑，就不知道了。”第六，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孟子却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跟大人物谈话要藐视他，别把他高高在上的样子放在眼里！呵呵，你不把他放在眼里，他怎么能把乌纱放在你头上啊！
（7）孔子讲究实际，孟子过于清高。
“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三个月没有君主任命孔子做官，孔子就会遑遑不可终日，每次出境都要随时带上送给其他国君的见面礼。孔子甚至说过：“富而可求之，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果富贵是可求的，那么即使是给人执鞭的下等差事，我也愿意去做。而孟子却不同，他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他还拿古人说事儿，说君子“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君闻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他提出，君子即使出仕，也不可以“钻穴”，不可以“穿”，不可以“诡遇”，不可以“枉尺直寻”，不可以“逆取顺守”。直到无官可做回乡养老时，弟子问他擅长什么，他还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令人在钦佩之余，不免想起一句名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8）孔子中庸，孟子狂狷。
尽管孔子也说过对待父母之仇要“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这样具有阳刚之气的话，但总体来说，“仲尼不为已甚者”，强调“过犹不及”，中庸之道把握得很好。他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孔子深知“事君数斯辱矣”的道理，所以对君主吃人肉也不置一词。晋文公继位以前曾被迫害，到处流亡，没有吃的，介子推就割自己的肉给他吃。孔子曾赞扬晋文公的*绩，可从没有谴责过晋文公吃人肉。孔子重视修身齐家，不过，他也坚持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很是精明，有时他还把伦理放在法制之上，主张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孔子在人际交往上也很善于动脑筋，特别注意方式方法，他与阳货的交往就很能说明问题。阳货是鲁国一个奸臣，也是孔子的宿敌，他总想和孔子见面套近乎，但孔子始终不愿见他。有一天他去见孔子没有见到，就留下一只火腿送给孔子，给孔子出了一道难题。因为按当时的礼节，孔子收到有这样身份之人的礼物，必须回拜才行。孔子把这件事处理得非常巧妙，他先让学生去搞情报，打听到阳货不在家这一天去回拜。后来出了差子，他没有料到会在路上遇到阳货。阳货是个大*客，他连续提出两个问题让孔子回答，然后又对孔子耍花腔，说，日月每天不停地运转，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人也一天天走向衰老，等年龄大了，想救世救国，精力就不够了，岁月不可能永远停在年轻阶段的。逼得孔子终于说出真话：是啊，我马上就要出来做官了！
鲁昭公娶同姓女子为夫人，违反了礼的规定，而孔子却说他懂礼。此事说明孔子是故意为鲁昭公袒护，即“为尊者讳”。孔子一贯以维护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为最高原则，所以难免自相矛盾。事后，他还自嘲一样地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这说明他自己也明白偏袒鲁昭公是个过错。
还有一件事，更有意味，那就是孟子曾津津乐道的孔子离鲁之事。孟子说：“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以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孔子在鲁国当司寇不被信任，跟随鲁君去祭祀，连祭过的烤肉也没按规矩送来。于是孔子离开鲁国。不了解孔子的人以为他是为了几块烤肉而闹情绪，了解他的人以为他是由于鲁国君相无礼才出走；只有孔子自己清楚，他是为了不暴露君相的过错，宁可让自己带上一点小罪名离开鲁国。瞧，孔子为上级想得多么周到！
与孔子相比，孟子就大不相同了。梁启超在论及孟子时谈到：孟子以为人所以能宏道者，由其有良知良能，故言性善。此善性当务自得而有诸己，故言存养。此善性当博极其量，故言扩充。其教人在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故与曾子一派专务致谨于容貌辞色之间者有异，与子夏一派专讲进退应对之节传章句之文者亦有异，其示人入道之途有二：曰狂，曰狷。狂者进取，故勇于自任，以圣人为必可学，以天下事为必可为；狷者有所不为，故尚名节峻崖岸，不屑不洁，终未尝枉道以循乎人也。狂狷各得中道之一体，合之即成中道。不狂不狷而欲自托于中道，则为言善行恶、媚世贼德之乡愿而已。凡《孟子》书中教人以发扬志气坚信自力者，皆狂者之言也；凡《孟子》书中教人以砥厉廉隅峻守名节者，皆狷者之言也。故学孟子之学，从狂狷入焉可耳。
狂狷是孟子的重要精神人格特点，在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上，孟子充分体现了他的狂狷品格。一、他贬斥君主：“不仁哉，梁惠王也！”二、他责备大将。鲁欲使慎子为将*。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意思是说，不经过训练就让老百姓上战场，这不是让他们去送死吗？慎子勃然不悦，马上打断孟子的话，说：我搞不懂你什么意思。三、与人交谈时单刀直入，不留情面。魏国的相国、水利专家白圭对他夸耀自己的治水本领比得过大禹，他就当即反驳说：“你说错了。大禹治水是把四海当作大水沟，你是把邻国当作大水沟，洪水都流到别国去了，你怎么能与大禹相比呢？你错了。”四、他恃“礼”傲物。齐国大臣公行子的长子死了，齐王的宠臣王子敖去吊孝，刚一进门，在场者就纷纷和王子敖攀谈，但孟子却无动于衷。王子敖很不高兴，说：“只有孟子不和我说话，这是故意怠慢我。”孟子知道后，说：“我是按礼节行事”。五，他树敌太多，认为“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一杆子打倒一船人。六、他收了人家的礼品却不回谢：孟子“处于平陆，储子为相，以币交，受之而不报。”理由是储子没有亲自到平陆去看望他，“礼仪配不上礼品，等于没有送礼”。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9）孔子循循循善诱，孟子往往抬杠。
孔子教导弟子，回答提问，也有严厉的时候，如樊迟问稼一节。但他通常常是循循善诱，和风细雨，此类事迹，《论语》、《孔子家语》等典籍中都有很记载。
而孟子有时对学生的态度就显得不近人情。一次，孟子的学生乐正子到齐国，因为没有马上安顿好，未能当天去看孟子。第二天当乐正子去见孟子时，孟子很不高兴，乐正子赶紧解释，说昨天没有及时到老师那里，是因为住所尚未落实好。可孟子一点也不宽容，继续责问：“你难道听说过，一定要住所找好了才来求见长辈吗?”乐正子只好向孟子承认“这个我有过错”。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孟子一直揪住不放，对师道尊严的维护，超过了对学生的宽厚和关心。
孟子有时回答问题还喜欢抬杠。任国有个人问孟子的学生屋连：礼和饮食男女哪个重要？屋连说，礼重要。那人又问：如果以礼求食就得饿死，以礼求妻就得不到老婆，而不以礼行事这二者都可以得到，那是不是一定要以礼行事呢？屋连答不上来，去问孟子。孟子讲了一篇道理后，说：“你去问他：扭伤哥哥的胳膊就可以得到食物，跳墙去搂东邻的女孩子就可以得到老婆，不这样做就什么也得不到，那你会这样做吗？”像这样极而言之地回答问题，实际上并非以理服人。
（10）孔子懂得潇洒，孟子倾向苦行。
《论语》记载：子路、曾点、冉有、公西华陪孔子闲坐，孔子让他们分别谈谈自己的志向。子路说可以治理千乘之国，冉有说可以治理六七十里的小国，公西华说愿意学做赞礼人，而曾点则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有人说，曾点的话是用这个比方表达他的*治方略，可我觉得不太像哦！
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韶》乐是当时流行于贵族当中的古乐。孔子对音乐很有研究，音乐鉴赏能力也很强，他听了《韶》乐以后，在很长时间内品尝不出肉的滋味，欣赏古乐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
孔子在饮食上也有很高的标准，粮食不嫌舂得精，鱼和肉不嫌切得细。粮食陈旧和变味了，鱼和肉腐烂了，不吃。食物的颜色变了，不吃。气味变了，不吃。烹调不当，不吃。不时新的东西，不吃。肉切得不方正，不吃。佐料放得不适当，不吃。席上的肉虽多，但吃的量不超过米面的量。只有酒没有限制，但不喝醉。从市上买来的肉干和酒，不吃。每餐必须有姜，但也不多吃。他跟学生要的学费是束修，也就是腊肉吧，孔子后裔如果开饭馆，应当把腊肉列入家常菜。
孟子则强调“君子远庖厨”，很少谈到他的饮食爱好。如果非要说说孟子喜欢什么食物，那大概只能举出鱼和熊掌来。他还是一位苦行僧主义者，主张欲当大任者，“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11）孔孟之别海了去了，恕不一一赘举。结论：孟子的精神人格是孟子后裔必须谨记在心，时刻用来约束自己立身做人的无价瑰宝，一定要世代相传，不可丢失；但是人在职场、官场，却不可不借鉴孔子温良恭让风范。一句话：弘扬孟子精神，一定要对孔孟思想兼蓄并收，坚持“内孟外孔”。
（12）几点申明：
一、本文旨在强调弘扬孟子的浩然之气，练好内功，同时借鉴孔子的温良恭让，改善形象。因此肯定会在某些地方，存在着以一圣之所长比另一圣之所短的片面性。自我原谅的说法也可以找到,但我还是不想为自己辩护，情愿就教于大方达观之家，就教于广大同宗亲友，接受批评指导。
二、本文在方法论上还有两个缺陷，一是在论述当中所用的方法，除辩证逻辑外，大量使用了形式逻辑的简单枚举法（即例证法），难逃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偏概全的弊端。为此，所得结论不能作为定论，只能引发宗亲的思考；二是频频引经注疏，虽然自以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但终究有掉书袋之嫌。
三、本文并非抑孟尊孔之作，强调孔孟有别，只是为了倡导“内孟外孔”，对各有千秋的孔孟思想各尽其用，使之各得其所。事实上，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本文对孔子的言行并非完全认同。儒家典籍中的忠君思想，奴性味道比较浓烈，这是无可否认的，孔子也未能免俗。因此在坚持“外孔”的同时，对不良因素也要予以抛弃，即使对其思想精华，也要用与时俱进的眼光来分析，不可盲目照搬。
四、本文对孟子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作了批评，并不意味着本人对始祖不敬，孟子的大丈夫精神人格，永远是我心中的为人处世楷模。
五、本文属于原创作品。文中虽援引了其他学者一些“古文今译”的成果，但也绝非简单抄录，文章的基本观点则完全是论者自己的。好比砖瓦木石，搭屋建房者无不使之用之，但却不能认为建筑设计师全是抄袭原材料生产者。只有梁启超的《论孟子遗稿》，论者引用得多一些，应当付给任公著作权费，但斯人已乘*鹤去，版权如今早过期，徒留千古一叹！
